由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西北大学现代学院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学术研讨会”日前在西安举行，中国儒商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践、朱康有协同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陕西省社会科学研究院、香港孔教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20多位学者一起，围绕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相结合这一当前高校思想教育的重要课题展开了讨论。
一、在高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首要前提是理解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许全兴教授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除了马克思、列宁“老祖宗”外，还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马克思、列宁“老祖宗”和中国自己的“老祖宗”都不能丢。长期以来，我们只认马列一个“老祖宗”，不认在马列之外还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不认孔子、老子、墨子……孙中山等“老祖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来源于马列主义，像独立自主、注重改造自我世界观等观点和做法也同时来源于中国文化；它不仅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总结和概括。他提醒，要十分警惕中国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大胆吸取世界文明成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翔海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之一。中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起点。中国文化的优良成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的丰厚土壤。他主张，把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协调起来，将普通大众的安身立命、生命超越与党的奋斗目标和理想融合在一起，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之优良传统的深度结合。陕西省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刘源探讨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可能性及实现路径。
部分同志对比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具体相通之处。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副主任、原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王殿卿研究员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直接来源，还有启蒙思想的间接来源。而启蒙思想的第一代传人，他们对于近代东学西渐传来的儒家思想多有批判，但没有妨碍他们对儒家思想自觉与不自觉的汲取。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有“三个来源”，它应当也是对启蒙思想的一种继承，是启蒙思想“更彻底”的继承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中国文化亦有潜在的汲取因素。国际儒学联合会国际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和创新中心主任田辰山教授从中外比较文化的角度指出，恰当对待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蕴含着恰当对待中国现代史与中国到何处去的问题。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致生根开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属于文化、政治、历史的内在必然性起的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思想文化有天然联系：两者在文化结构、理想追求具有高度一致性，在本体论的世界观层面、辩证法上颇多相似。毛泽东同志使马克思主义完全融入中国传统思想语境，通过对原传统的再阐释与改造，用中华民族精神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理解马克思主义，使之在中国落地生根：不仅在话语上打通、思想上打通，而且在具体实践中、在政策与策略上打通两者内涵。太白出版社高级编审、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副主席孙见喜认为，毛泽东著作中引用的中国历史故事、先贤名言不胜枚举，在对待中医、书法、诗词创作等方面的态度和做法，说明毛泽东思想的底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四川自贡职业技术学校高级讲师、西北大学现代学院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学俊指出，现代社会主义为何诞生在西方，而在中国越来越好？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作出了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文明“天下为公”大同理想的优良基因、符合中国古代社会主义传统的正确选择。他借鉴西方学者观点，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古代的“王道”社会主义有着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有着历史的联系，并能为当今所融合与创新。
二、在高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其次要从意识形态上处理好二者关系，廓清模糊观念，扫除从教育层面实现融入的理念障碍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秘书长高长武从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中，谈了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三个维度：“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维度强调的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问题，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思想基础和根本前提；“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这一维度说的是如何科学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重要环节——在正视历史、尊重历史中，承认今日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现实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历经几千年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同时又要一分为二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这一维度说的是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关键点和落脚点——即根据实际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鉴别与分析、取舍与扬弃，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切实推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普及，高度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和应用，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
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副主任、国防大学教授朱康有认为，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再来排斥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那就不只是学术上的一般争议，而确实与我们当下的意识形态的要求不符合。但真正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把两个“根”、两个“魂”（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优秀传统文化）统一起来并不容易。在我们谈论和实施“融合”和“一体化”之前，先应做适当的区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毕竟话语系统不一样，所运用的概念表述、思维方式大相径庭，切勿以其中之一简单地去度量另外之一。
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主任、中国儒商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践教授指出：儒学应当尽快进入并融入主流意识形态。习惯于主流意识形态一元化时代的思想家们，担心儒学会冲击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主导与服从的关系，故认为儒学永远不能进入主流意识形态。儒学保守化的倾向，则又引起“西学”阵营的反感，担心儒学复兴将会导致封建主义思想的回潮。其实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整体内涵中，包含了法律、历史、伦理、文学等方面，其中反映经济基础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最核心，作为这个部分的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一元性的，居于指导地位；而儒学或者作为哲学、历史、伦理等文化内容进入意识形态中，没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相反可以对之起到支撑作用。即使是作为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包含儒学在内的很多观念形态并不一定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更多的则是非对抗性的，甚至是基本一致的，可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补充源，能够逐渐融入主流意识形态中。包含儒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这一点已经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目前的问题是，高层领导重视，基层的积极性也很高，而中间却出现了“梗阻”：有的地方教育部门和意识形态官员对此认识模糊，对传统文化多有曲解、误解和担心，致使儒学长期以来一直以一种自发的状态在发展，容易使儒学走向民间化甚至宗教化趋势。存在着诸如以国学抵制外来先进文化，以传统反对现代等等庸俗化、极端化现象。为此，要积极引导儒学复兴运动的发展方向，尽快实现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融合，使之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精神力量。只有实现了儒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融合，才可以认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长期不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的结合，很难说真正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另一方面，儒学本身也只有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指导主流意识形态的融合，才可以说完成了现代化转换，才真正是适应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至少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要以文化的形式，而不要以政治的形式融入主流意识形态。儒学经历了现代化洗礼，也能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挥保证现代社会稳定发展的作用，可以成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文化符号、道德理论的终极依据，起到稳定价值、和谐群体、提供理想的作用。儒家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因素，完全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背后的最深层文化基因。第二，儒学要以教育的形式而不是宗教的形成融入主流意识形态。自古以来，儒学的发展就没有独立的教团组织，没有自己的宫观教堂，而是在教育事业中不断传承发展。儒学只有进入了国民教育系统，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传承方式。当前克服儒学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自发”现象，关键也在于尽快实现教育领域中儒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融合。
三、在高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最后应在增进师生认同、选择传播模式、设计课程内容等具体环节上把握好现实操作性路径
中国儒商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朱康有认为，任何意识形态不可能一竿子插到底，包揽社会所有领域，包打天下，穷尽应对各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修养型的人文伦理道德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基于近代科学理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之处。在意识形态教化相对区分的基础上，主辅并用，上下互动，最终达到融合无隙。在现阶段，鼓励大胆地试验，比如说以儒家的孝道为主，杂以礼治形式的推广，改过自新，奠定为人处世根基；在精英或者说高层的教化层面，适当系统引进国学的智慧，增进自修行为，培养内在修为的根基，补充长达百余年的教育之缺失，改变文化他信的局面，以获致文化自信的民族认同感。对于专家学者来说，应当超越学术门户的见解、甚至是个人学术思想的狭隘桎梏，改变有学识的偏见，从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从全球化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高度，从人类文明走向的高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问题。不是泛泛来探讨“融合”，应该一个一个专题入手，做一些细致的梳理工作。
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孔德立教授认为，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存在着弱化中华文化的严重问题。他结合自己在学校开展“走进国学课，走进四书课”教学实践中学生“爆满”的情况，认为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有一种“饥渴症”。教育部2014年3月26日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其中的三个教育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开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育”。但当前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与国家的需要尚有不小差距。中华民族历来重视社会责任感的培育。古代读书人以天下苍生为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代的大学生相当于古代的精英——士。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身思想，弘扬精英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培养“志于君子道”的当代大学生。从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层面，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已经是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
王殿卿认为，批判是手段，在教育中继承才是目的。我们在一百多年的教育中失去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推动大学的国学教育，在体制内进行探索实践显得非常必要。我们的大学要看到挑战。现在一些幼儿园、小学、高中开展传统文化学习，对大学的国学教育形成了倒逼机制和压力。特别是在大学德育科学研究中，要逐步摆脱简单“克隆”外来教育的尴尬，走出中国大学之道。如果说在知识结构的层面上是“文与理的沟通”，那么在素质结构的层面上则是“德与才的相通”。他提出：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将文化素质教育贯穿于专业教育始终；加强校园人文环境建设，改善校园文化氛围；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
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组委会主任、香港孔教学院国学教育委员会主席陈杰思先生积十余年之功力，开发出一套含有十本教材的中华义理学科与课程体系（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他建议在《学科专业目录》12个学科门类外，成立第13个学科门类：国学（包括书法、国画、武术、术数、中医养生、中华工艺、中华建筑园林、中华音乐、中华戏曲、中华饮食、中华礼仪、中华民俗、中华宗教、中华科技、考据学、训诂学、少数民族文化、中华歌舞等）。国学教育的义理模式，注重“道”与“技”、“术”、“艺”的结合，采用“由近及远”、“由下至上”的循序渐进的模式，由“高标准，严要求”转向“重基础，多层次”，实现从“支离破碎”向系统完整的转变，从而使国学教育落实落小落细。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院长刘家全教授介绍了本校开展国学教育的实践。从2011年起，现代学院把国学教育作为系统工程引入大学教育。以《论语》、《孝经》、《大学》、《中庸》等经典为教材，开设国学必修课，共36个课时，计2个学分。先后成立国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研究院、国学社，发起建立陕西高校国学社团联谊会，创办《国学报》，推行“拜师礼、告别礼、谢师礼、成人礼、同年礼、同窗礼”等系列校园礼仪活动。将孔子诞辰日设定为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的尊师节，将清明节设为学院“尚贤节”。在校外设立国学教育基地。经过短短四年的国学系统教育，融洽了同学关系，改善了师生关系，增进了同学与父母的关系；学生们将学习与亲情相连系，改变了学习态度，学习的使命意识增强，近年来在考研、考公务员、校外获奖等方面大幅度提升；学生们树立了整体观与辨证观，改进了思维方法，看问题不片面、不极端、不固执，道德自律显著增强，成熟稳重，促进了“成人”过程。
张践在总结中说，目前在大学里的儒学等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大多数还停留在“象牙塔”中；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在儒学与大学教育融合方面走在了前列，我们之所以在此地举办这样一个会议，目的就是为了推动儒学等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大学教育，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更好地会通。当代中国大学的教师，担当者传承中华血脉的神圣使命，对民族复兴大业责无旁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