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具有现代人文道德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又具有现代管理能力的、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就是现代儒商。如果只把“儒商”界定为只是“商人”是不妥当的。
现代儒商应该具备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特点：
1．以德为立身之本；
2. 坚持实践“利”与“义”相统一的价值观；
3．勇于竞争和善于竞争；
4．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
5．具有开拓创新的意识和能力。这些是现代儒商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但不是他们的全部素质。
用传统文化思想精华构建企业文化，用以指导企业的运作与发展，称之为当代儒商或新儒商文化。
当代儒商有以下特征：
第一，企业队伍靠文化知识结构而成，素质高，推行知识型管理，文化型经营。
企业重视对员工的文化素质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和业务素质培训，重视企业思想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具有本企业特点和个性：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经营管理紧密结合，以培养提高人的素质为目标，把经营管理推向新的高度。
第二，以儒家传统思想精华为企业的生存、发展理念。企业领导人具有一切儒学修养和传统文化素质，勤奋、热情、善良、智慧、自尊、大度、心态平和、胸怀宽厚、举止文雅、注重礼仪、热爱生活，并善于结合实际把企业文化思想运用到企业的筹划运作，经营管理中去。坚持用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教育全体员工，规范企业行为，带领企业员工，探索新时期儒商文化特征，揭示新的儒商文化内涵，联系当今社会特点，通过企业行为传播儒商文化传统精华，为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第三，以仁爱思想构建和谐的企业环境和广泛的人际关系。对内，提倡互相关爱，宽容谦让，建立上下左右的融洽团结的内部关系；对外以“仁为心、义为路”“和而不同”和平等、公平法则追求和谐的市场和宽松的环境。
第四，人无诚不立，企业无信不存，诚信是企业求生存、图发展的生命线。企业员工要把“言必行、信必果”作为座右铭，以信誉谋求企业的长远利益。一举一动都要体统讲究信用，信守诺言和遵法守纪。企业要坚持以“诚信为荣，失信为耻”的信条，并把它变成企业员工的自觉行动。
第五，以贤选人，以贤重用和对员工升职。
其标准：
有正确的是非观，善恶观，羞耻观，严以律己；
与人为善，有精诚合作团结的精神；
拥有青春活力，精通业务，工作干练；
大局为重，勇于认错，懂得服从，懂得自责和心存感激。
第六，儒商风度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言思忠，疑思问，念思难，见得思义（《论语 季氏》）
这里提出的九思，说的是有文化有教养和素质高尚人的风范。
观察事物，看问题，要考虑看清楚，看准确，不可看走了眼，误了事，或者走马观花；
听人说话时，要考虑听清楚没有，不可道听途说；
待人时一定要考虑自己的外部表情，要温和要诚恳；
待人的样子一定要谦恭，不可夸夸其谈，盛气凌人；
对人说话一定要忠诚，实际，不可以假大空；
办事时，要注意认真，不可以马里马糊；
有疑问要向人请教，不可以不懂装懂；
自己发怒时，要考虑后果，不可留下后患；
得到好处时要考虑所获得的利益是否符合义的规则。
第七，讲究礼仪
子贡曰：“贫而无、富而不骄，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
孔子的弟子子贡问老师：“贫穷不谄媚、富贵不骄傲的人如何？”“孔子回答说：”可以，但不如贫穷而乐观，富贵而好礼的人。”
孔子一生做人处世把礼放在重要位置，儒商继承儒家传统，更重利益，认为人与人的交往应以礼仪为先。礼对规范人的行为，培养良好的人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礼仪的方式不同，古代行跪拜礼；汉朝迎宾行执帚礼；今天以握手礼为普通，但亦有诸多要求和禁忌，使用得当，方能发挥礼仪的最大作用。
企业领导人和员工都要精通社交礼仪，公关礼仪，公务礼仪和服务商务礼仪等。
儒商精神：全球华商的一面旗帜
（一）
儒商精神这一概念是指一种援儒入商所形成的独特的商业人格和行为规范，所谓儒商也就是指作为商人而要有儒的精神、儒的气度、儒的道德规范，以儒家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为准则去从商、经商，在商业行为中渗透儒家所倡导和躬行的"仁、义、礼、智、信"。
在农业经济时代，人们对经济的认识水平受到了很大限制，社会观念往往轻商、贱商，商业的经济价值长时期得不到实事求是的认识，这种情况甚至于高喊"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反投机倒把"的时代，当时虽然也有"工、农、兵、学、商"的排序，但"学"且地位低下，"商"就更不足论，同中国传统商人居"四民"之末的地位相比并没有多大改观。"商品的流通环节并不增加社会财富"，"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几乎成为对商人和商业的评定。在这种背景下，从商、经商实则如同犯下原罪，商人也要以为社会所尊崇的儒家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来规范要求自己，或是将"贾而儒行"、"以儒术饬商事"作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儒商就应运而生。
儒商起源于何时？这个问题比较难于正面回答，应根据儒商定义的宽狭来加以大致推断。若文人加商人亦即有文化的商人即为儒商，那么，自有商人起就有儒商，春秋战国之范蠡、白圭、汉之桑弘羊均为儒商代表。但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盖因儒与商真正"合流"当可大大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创造出灿烂的商业文明，形成一种比较稳固的、为社会所公认的商德，应而儒商作为群体的出现不会太早，当以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为儒商大量出现为宜，而明代中叶徽商这一个商人集团的崛起应视为儒商真正出现。他们有明确的以儒家道德观念经商的主张，也有"以儒商饬商事"的实践，认为"良贾何负闳儒"，以亦儒亦商为尚，在商业实践中，把诚实守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义、礼、智、信"等等儒家的道德准则作为商德，做人经商并重，以做人的追求来经商、在经商的过程中体现做人的原则。这使得徽商集团普遍具备了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进步的商德，在很多徽商身上，体现了很强的道德修养，其道德自觉和自律在我国商业文明开始之初就达到了令人赞叹的的水平，实在是因为它根植于儒家的沃土之上，是一种 纯粹本土化的文明。
（二）
流传久远的儒家思想二千多年来一脉相承，影响国人的思维至深至远，形成了国人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我们把儒商精神与儒家教义相对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儒商精神的内涵。《论语》有云："富贵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可见儒家并不"罕言利"，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要讲"义""利"之辩，要区分什么是合于"义"的"利"，什么是不符合"义"的"利"，前者的求利是属于"取之有道"，后者的求利则是"小人喻于利"的那种求利，为君子所不取。这就直接引发了儒家的另一种理论，即"不苛取"，而且是"一毫一厘不苛取"，要"取之有道"，而且，儒家学说给"苛取"和"不苛取 "有很严肃的道德判断，"苛取"是小人，而"不苛取"应该就算得上是"儒商"了。从本质上来说，儒商精神反对的是一种为富不仁，强调的是利以义取。从儒的 "穷"和"达"的主张来说，援儒入商、即真正的儒商还需要有益于社会，"穷则独善"、"达则兼济"，又使真正的儒商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种乐善好施的精神，就是在不"穷"不"达"的情况下，援儒入商也需要有一种"利他"的精神，最起码也要考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这么说，儒商从事的本应是纯功利性质的商业，但始终存有超功利的道德追求，让经商行为始终带有非常隆厚的道德色彩，这是典型的儒商经商理念，是儒商精神对世界商业文明的一个独特贡献。所以，援儒入商是儒家思想在商业中的实践，是一种贾而好儒。
我们从儒家的经典教义和我们传统的商业道德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对传统商德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传统的商业理念是"和气生财"；儒家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商业道德都强调能站在顾客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强调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强调在顾客得到完美服务的同时得到商业利益。儒家讲义利之辩，进步的商业道德也强调商人的利益不能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强调不能因谋求私利而损害消费者利益甚至国家利益，认为只为个人利欲不择手段谋取利益是不道德的，是一种利欲熏心、恶性膨胀。经典儒家教义强调人之为人必须"言必信，行必果"，而诚实守信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项基本商业道德。儒家的义，从本质上来讲，是"宜 "，就是说要做应该做的事、做符合社会公义的事情，比方说扶危济困、互助、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等等，这些都是人对社会所应尽的义务。儒家学说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总是将人置于社会的大背景中，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道德的力量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从来不谈什么自然人，要求一个人在实现私利时不损害公利，不损害他人利益。现在的商业理念也是如此，强调合作，强调不损人利己。儒家思想强调"过犹不及"、"中庸之道"，传统的商业道德则强调不谋取暴利，不搞掠夺式的经营，注重商业生态，讲究商人之间、商人和顾客之间的协调发展。儒商实际上奉行的是商业道德秩序学，讲究以道德力量维系商业秩序。儒商在商而品位超过商，在从事本应是纯功利的商业行为的过程中，总是希望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就是儒商精神。
因而，儒商精神应该包括恪守信用、诚信为本，诚实不欺，利以义制、以义取财，仗义疏财等等商业道德，是把诚、信、义、恕、让等伦理道德原则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是尽量用儒家精神去洗涤一味求利的商人习气。或曰：商人经商的目的就在于追求利润，而且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提倡儒商的精神不就牺牲了商业效率了吗？事实上，这里有一个追求商人个体利益或是局部利益最大化还是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问题，但放在社会大系统中，商人个体不顾公德、不择手段的求利，乃至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恰是商业生态恶化的罪魁。"效率"似乎是有了，但就社会而言，公平却被抛在了一边，失去了公平和公正的所谓"效率"对社会而言毋宁是一种灾难。儒商精神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强调了公平原则，而且，这种公平不是来自于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而是来自于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商人的道德自觉。儒家经典有"性善"和"性恶" 之辩，提倡儒商精神就是要在商业经营中保持一种"性善"，使诚、信、义等等人性中的美的东西转化成优秀的商业品格、转化成为商人的自觉行为，而不仅仅要靠制度和法律约束。儒商精神实质上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商人在商业行为中的道德"自律"，而非"他律"，从宏观上看，提倡儒商精神，可大大降低整个社会管理系统的运作成本。就拿商人本身来说，经常性地陷入投诉、商业纠纷的旋涡中，对商业活动来说也是不利的。我们可以坚信，我们的社会随着儒商队伍的发展壮大，商业秩序必将得到最根本的改善。
或曰，儒商精神，既如前所述，其实就是提倡一种自律而非他律，用道德自律去抵制几乎是人的本能的利欲，在实践中是否有可操作性？其实，这正是儒商精神的精华所在，古往今来出现的大批商德崇高、业绩不凡的儒商证明了儒和商是可以兼于一身的。儒和法是中国古代思想中重自律和重他律两种不同的理论，儒家的思想是通过提倡道德伦理、唤醒人们的道德自觉来匡扶人心、匡正社会，当然这些伦理道德一旦被固定下来也有一定的强制性，如后世的"理学"和"礼法"就是如此。法家则是用严刑峻法来规范人的行为。儒家强调道德自觉是导之于前，法家的严刑峻法则是导之于后，所以儒家学说从本质上来说是道德秩序学，讲究以道德力量来维系社会秩序，让人追求一种精神自觉。儒家学说从来都是只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人伦人伦，其实就是人际之间的关系。把人际之间的关系调整好了，那么，社会的发展才能和谐、稳定。如今，社会步入了商品经济时代，儒商精神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商业生态文明和义与利、合作与竞争、自强与自律和谐统一的商业伦理精神，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意义。儒商精神是儒商所共有的进步商德，是他们在儒家思想熏陶之下对所从事的生产经营、交换本质的独特认识，是受儒家思想浸浊的商人在商业经营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是对世界商业文化的独特贡献。
（三）
文化，特别是商业文化，是经济的反映，而经济是文化的基础。什么样的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文化也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健康的文化对经济起促进作用，落后的文化则对经济起阻碍作用。儒商精神从它诞生和日益明确起，就对规范商业行为起着积极作用，这说明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虽然我们的商业文明没有达到西方那样一种发达程度，但我们的商业文化精神却丝毫不落后于西方那些发达国家。如今，进入了商品经济时代，要使我们的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提倡儒商精神，必须提倡进步的商德，否则，我们的经济不可能得到健康有序、持续稳定的发展。
纯粹的儒商不是简单的商人加文人，与时下取得了一些商业利润就以学问作装点门面的媚俗行为更是毫不相干。儒商关键不在于学问有多高深，学养有多深厚，而在于对儒家伦理道德实践程度。有些商人尽管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他在本质上却有向善之念，对儒商思想有一种如佛家所言的天然的"慧根"，在商业行为中自然地坚持"不苛取"、坚持取之有道、善于处理好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不以获利为唯一目的和终极目的，也完全可以称之为儒商，而且是有"君子儒"风采的儒商。
商业行为从来都具有两面性，一则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激发了商品生产，带来了社会繁荣。但另一方面，商人的趋利又有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自发倾向。儒商精神既能纠商人唯利是图之偏，这就使得这种精神在整个商品社会都会起到历久弥新的重要作用。荣氏企业的创办人之一的荣德生曾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整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亦则虽有王明阳，亦何补哉？"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儒商的一些追求，首先，荣德生先生作为一代儒商，他有这样一种意识：做一名好的商人，同时要做一名有道德的高尚的人，两者必须统一于商业行为之中，否则就会"一味唯利是图"，只能是"小人在位"。其次，既要做一名好的商人，又要做一名高尚的人，实现的途径是向"古之圣贤"和儒家思想汲取营养，要"明德"、"明诚"，"整心修身"，实事求是，而不能见利忘义，这样，"吾辈办事业"才"庶几有成"。这正如明代大思想家王明阳在《大学问》中所指出的："商贾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其归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只要他们在商业行为中能"致良知"，能恪守儒家教义就行。
儒家精神还有哪些内涵？我们可以通过中国历史上被奉为儒商的代表人物的行状进行了解。超越个人功利的儒商代表有春秋时的范蠡和计然，战国时的弦高；以卓越的文化水平提升了经营之道的有白圭，他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作为经商之道可谓是深得市场要领；把经商致富作为一种"致太平"的途径的有清初思想家唐甄，他在《潜书·考功》中说："为治者不以富民为，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欲马首指南者也"。他们都是经商从商而不以一己之利，而是从商但以富民强国、安定社会为己任，都是在经商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四）
儒商精神有益于世用。一般商人都非经济方面的理论家，他们在从商方面的宗旨和理念，都是建立在某种文化底蕴基础上的意识和潜意识的产物，儒家思想有益于世用，在于它既崇高又平凡，寻常商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去实践，这样一种优秀的本土文化能为我们的商人提倡精神源泉。有一位深黯儒商精神的银行家曾说："古人日常道德之训，永远是真。盖道德非他，乃维持团体合作的必要条件。忠，诚，廉，让四字，余觉其特与商业团体有关。"如今，伴随着社会转型，我们遇到的是严重的道德危机，进而引发大规模的商业危机。商业领域欺诈之风日盛，极端功利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盛行，前几年的清理"三角债"几成运动，信用缺失如今成为一种很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打假"更是一本难念的经，在商业行为中，损人利己，坑蒙拐骗，敲诈勒索现象严重，这些，都反映的是一种从商者的素质。我们的经济秩序，道德秩序都有一个面临重建的问题。当然，加强法制建设，是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也应该两个文明一起抓，要努力提升商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利用本土文化，发掘儒商精神，并把它作为一种现代精神来提倡和弘扬，不失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世纪之交，我们的地球上贫富悬殊越来越烈，有钱又有权的人如果没有文化担当，没有一种为人类进步的责任感，地球就不会有和平与发?quot;。可以说，在商人中提倡儒家精神是使商人逐步有"文化担当"的伟大事业，是提一种进步的商德的客观要求。我们强调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强调要通过对儒商精神的弘扬，来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服务，其目的和意义正在于此。
儒商精神将成为全球华商的一面旗帜。儒家文化是影响了中国2500多年的本土文明，儒商精神也是根植于本土的优秀商业文化。儒家思想深刻的影响着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全球华商有同一种文化思想背景，那就是儒商文化和儒家精神。社会实践业已证明，儒家文化已经推动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也使得世界华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有理由相信，儒商精神作为一种进步商德，在商战重于兵战的今天，将对经济秩序的稳定，经济繁荣和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儒商与西方商人管理思想比较
儒学对我国以及东亚的许多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 它对我们的管理思想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论述儒商与西方商人在管理思想上的差异, 及其各自的利弊来论证儒学并非作古之物,它还是具有现代价值的一面。
和其他文化形态一样, 人类的管理思想也有两种主要类型: 一种是渊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 它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演变为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管理理论, 从20 世纪初泰勒开始已发展成为科学化的理论体系, 对现代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种是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管理思想, 它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和东方文化特色, 并曾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 中国的儒家管理思想在近代没有能够与产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相结合。80 年代以来, 由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 使人们的眼光重新从西方转向东方, 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商人的管理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重大意义。日本着名管理学家伊藤肇认为: “日本实业家能够各据一方, 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复兴, 中国儒商文化的影响力, 功应居首, 许多学者研究后发现, 中国儒商的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正是西方商人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威廉·大内在考察了日本商人的管理的成功之处后, 认为对于这种源于中国的管理思想, “我们一旦理解了它, 就能够将它与我们自己的组织形式进行对比, 并了解我们的环境内还欠缺什么东西”。因此, 重新认识中国的传统儒家管理思想, 进行中西两大类型商人管理思想的比较研究, 正成为当今管理科学发展中的一个“热点”。
那么什么是儒商? 简单说儒商就是“儒”和“商”的结合, 但对这一比较流行的提法, 学术界也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下面列举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
1、儒商是以儒家理念为指导的、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商人。
2、儒商是把“儒”和“商”相结合的“商”, 即把“商”的职业和“儒”的伦理品德结合起来的市场经济的经济活动主体。
3、儒商是指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有儒家道德观和价值取向的、有自强不息和勇于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根据以上的不同说法本文认为, 儒商就是把儒家的价值理想与市场运行本身的法则相结合, 并能遵循指导市场活动行为法则的商人。而西方商人本文是指与东方相对的一个概念, 主要指欧美各国的商人。
虽然“儒商”定义尚存争论, 但现实生活中的儒商作为世界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其蓬勃发展之势却预示了儒商未来发展前景光明。当然,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发展也说明西方商人的管理思想也有着自己的价值。那么下面就来论述两者的区别。
一、管理基点的差别
在管理中首先要涉及到的两个基本要素就是人和物。人与物的关系是管理的基点, 管理的实质也就是要实现人与物的最佳组合, 从而创造出尽可能大的效益。因此, 如何来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可以说是经营管理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就有两种基本思路: 一种是以人为本, 通过调动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实现对物的有效利用; 一种是以物为基础, 用物来规范和激励人, 使人与物达到有机结合, 创造出经济效益。
儒家管理遵循的是前一种思路, 即以人为本, 把人当作经营中最根本的、能动的因素, 并通过对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关心和激励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实现对物的有效利用, 创造出优化的经营业绩。在管理上, 儒商崇尚的是“贤主劳于求贤, 逸于治事”的用人思想, “圣人治吏不治民”的指挥思想, “人君崇明不贵察”的控制思想等等,此皆以人为本, 以人为中心。如日立公司的经营信条是“事业即人”, 丰田的口号是“既要造车, 也要造人”, 松下主张“造物之前先造人”。人本管理思想来源于“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核心。
与儒商不同的是西方的管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有重物不重人的倾向。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中, 西方的管理者都把人看成是“机械人”、“经济人”, 这表现在管理中首先是根据既有的物质条件, 形成一整套规范制度, 把人和物都纳入这大套规范化的制度中进行组合, 人在实际上是被当作了一种与物同样的因素, 是物及其制度的配套物。正如美国学者卡尔·佩格尔斯所说: “在西方世界, 雇员基本上是被看作一种生产要素, 跟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一样。”在这种管理模式中, 人实际上被物化, 是作为整个物质机器的一个部件而存在着, 而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会思想、有情感的能动主体。马克思也曾经说过: “劳动者只是当作单纯的生产资料, 以食物给予他们, 就像煤炭添入蒸汽炉, 以油脂注入机器一样。”这种管理模式忽视对人的情感、精神需求的重视。
当然, 现代的西方管理也强调人才的作用。但是, 这与儒商以人为本为出发点的管理观念有着重大区别。儒商强调以人为本是认识和尊重人, 是把人作为主体来对待。而西方商人的管理思想是把人当作一种资本、一种生产要素, 还是逃不了人是经营活动中的一部机器。
但是, 西方商人这种以物为基础的管理思路以及以制度为本的物质化管理方式, 也有其优越性的一面, 主要表现在管理有较好的统一性、稳定性、不会因一时一地个别人员的变化而影响整个管理系统的运行, 其不足在于对人的主体地位认识不够, 劳动者的积极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就限制了效益的创造。儒商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能更好、更大程度地发挥被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创造比目标更高的效益; 其不足之处在于管理有不少不确定性、随意性, 也就很容易造成个别人的变化而影响到整个的企业的正常运行, 导致效益明显下降。
二、管理手段的差别
在运用哪一些手段与方式来实现管理目标的问题上,儒商与西方商人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西方商人在管理中运用的基本手段与方式就是理性化的利益机制, 即“以理性的契约来确立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关系, 通过利益上的奖与惩来激励和约束员工的行为, 使其驱向管理目标。”与此不同, 儒商在运用理性的利益机制的同时, 也特别注重情感激励、思想发动和精神动员的作用, 把伦理与人情作为激励和约束员工行为的重要因素, 甚至把利益机制也打上伦理的色彩。
运用儒家的重人、重信、重义、重情的精神对员工进行管理, 督促其实现管理目标, 是儒商管理手段的特点。儒商的管理思想认为要时刻考虑如何能使员工由你让他们干好转化为他们心甘情愿的自己干好, 使他们在厂同在家里一样, 把厂家的事当成自家的事。虽然说制度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要, 但还必须有一些情感因素在里面。而中国的儒家管理以“求善”、“求治”为目标, 恰恰非常强调心理的作用, 依靠领导者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召力来调动和团结全体群众, 达到管理的目标。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多种管理方式, 但以人道、仁义和群体力中心, 以心理情感为纽带, 以情理渗透为原则的“德治”方式和“内圣外王之”的儒家管理思想则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应该说, 儒商这种把利益与伦理、理性与情感等机制结合起来进行管理的方式是一种更合乎人性, 也更为有效的方式。它更能有效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当然它也包含着一种过分夸大伦理精神的作用。西方商人的理性化利益机制管理方式的优点在于比较规范,容易操作, 见效快, 这也符合西方人的性情。但是它过于简单化, 难以满足员工多层次的需要, 对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也是有限的。
三、管理组织方式的差别
儒商的企业管理组织方式是家族式的。把“齐家”的原理扩展到各种管理组织的行为中, 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作为经纬, 从纵横两个方面把血缘关系与管理等级制度联系起来, 所谓“君子之事亲孝, 故忠可以移于君; 事兄悌, 故顺可以移于长; 居家理, 故治可以移于君”, 说明这种伦理关系在各种管理行为之中起着关键性的调节机制的功能。
某个企业的模式类似于一个家族, 企业的最高执行官就如同家族中的家长, 其余职员由最高执行官选择任命。日本工运评论家森田实这样描述日本企业的内部关系: “企业主好比父亲, 工会好比母亲, 企业中层负责人类似小舅子, 劳动者则似挣钱的儿子。日本企业不断向职工灌输以企业为家”的思想, 再加上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 企业与职工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当然任命也有其一定的规则, “贤主劳于求贤, 而逸于治事”是用人的总则; “治平尚德行, 有事赏功能”是因时用人的原则; “智者取其谋, 愚者取其力, 勇者取其威, 怯者取其慎”是因人任事的原则。这就如同家族中的家长认可德才兼备的人来各司职务一样。要这种管理模式能使职工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家庭, 就会使员工与企业同甘共苦, 努力使厂家一体。另外, 儒商的管理思想也认识到要真正使员工爱岗敬业, 以企业为家, 就要尽企业之所能, 为员工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 鼓励员工学习, 要制订出一系列的鼓励员工学习的政策等等, 真正关心职工。
总结一下家族式的管理方式的优势在于: 一是凝聚力比较强, 整个企业上下能够形成统一意志, 员工有较强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能尽职尽力地为企业而奋斗; 二是当家长是一位优秀的人才时, 其管理效率较高, 能更有效地进行调度, 更灵活地去适应市场的变化。其局限性在于: 一是对高层管理人才, 特别是主要管理人才的选拔带有一定的封闭性, 不能做到完全开放地从社会上选取最优秀的人才来进行经营; 二是对“家长”即企业首席管理者依赖过重, 制度不够完善, 因而当“家长”不称职时, 企业就会陷入难于摆脱的困境。”
西方商人的管理组织方式则基本上是采取契约制和科层制。企业的最高管理者都是聘用来的。企业管理采取分工明确, 分层负责, 各司其职, 按绩付酬。员工与企业的关系是在利益相互依存相互认可的基础上, 用契约关系来加以维持的。因此, 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只是以利益关系为转移的不稳定关系。企业不景气时, 靠大肆裁减员工来减轻工资支出。员工找到很好的工作单位或薪水更好的职位就会跳槽。过于严密的分工, 使得当某一环节出现问题时,容易造成不同方面和层次的断裂, 整体运行受阻。对调动整个组织来适应市场的突变也常不如家长式的企业来得更为灵活。而且管理技术的复杂化造成了片面追求管理的数学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的倾向, 无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 以致成为被美国人称为对“象牙之塔中的分析和理财手段的迷信”。总之, 这种管理组织方式的特点就是组织制度和结构是理性化的、容易操作的。但是人员的构成是不稳定的, 员工与企业本质是相互外在和分离的。
比较了儒商与西方商人的管理思路、手段以及组织方式, 不难发现儒商强调的是以内制外, 而西方商人则惯用以外制内。比较中可以证明儒学虽是古人之物, 其还是具有现代性的一面。
日、韩等东亚各国几十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和对这些国家社会和文化影响极深的儒商文化不能说没有关系。儒商是智力资源的载体, 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中, 儒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正是儒商才能承担起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之责, 把义和利、富裕和奉献、竞争与合作, 自强与自律统一起来, 付之于行动。儒商的出现是对“官商”的否定, 也是对“奸商”的鞭笞,也是对俗商(一个单纯地以收入产出来计算的商人) 的抛弃。根据古今中外儒商成功的经验, 结合时代特征, 我们概括出6 条儒商治商理念: “君子受财, 取之有道”的金钱观; “善抓机遇, 科学决策”的经营观; “突破现状, 推陈出新”的发展观; “求贤若渴、知人善用”的人才观; “以人为本, 协调人际”的管理观; “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
总之“儒商思想”就是体现在东方式经营管理中的东方价值观和思想方式, 它用以弥补“西商思想”中的工具理性和分析性思维的不足。“儒者”的“儒家文化”与“商人”的讲求实效、精打细算相辅相成, 形成具有儒商特色的企业文化, 并运用于工商业实践, 是一种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理想经营方式, 注定将大行其道。让我们更多的儒家商人成为商海的弄潮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