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思潮：从身份追逐到身体生产

自时尚学（fashion-ology）议题拟置时尚概念起，直到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时尚文化已然成为人类生存的重要文化形态，已然成为富有冲击力、诱惑力乃至解构力的基础性日常生活现场。其中所经历的褒贬争议与冷暖兴衰，足以演绎出枝蔓纠结且体系繁杂的观念史知识谱系，而对这一知识谱系的梳理和重审，将为有效把握现代社会乃至后现代社会的发生发展，提供另外一种知识维度。

尽管时尚心理、时尚情感、时尚制度、时尚观念以及时尚生产等，已经实现了对当代社会日常境域的大面积覆盖，已经影响甚至迫使大众群体程度不同地接受非理性文化逻辑，并且不得不屈服于高调出场的非正典姿态，但人与时尚抑或社会与时尚的基本生存关系及其相应的价值权重，却并未获得公共知识域的深度关注与学理追问，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全面而深刻的事态评估与逻辑理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勾勒时尚思潮①从身份追逐到身体生产的历史转换脉络，并讨论历史转换所涉及到的某些相关意义事件或因果真相，就不仅具有准入条件合法性，而且具有入场对话诱惑性，只不过关键在于所议与命题真值的匹配效果能否链接，甚至只不过在于这种诱惑能否达到鲍德里亚所说的“正因为很难想象真理的赤裸，人们或许更希望揭去真理的外衣”②。

 

一

 

具有所议边际限制的“时尚思潮”，其起源既有历史起点亦有逻辑起点，作为事态发生或者更深刻意义上存在的存在性还原条件，它们为人类社会凸显出新的意义拓值，由此带来经验层面的新兴日常生活现场，并且呈现为激变性的世俗文化景观。

就历史起点而言，时尚学家或对时尚思潮起源进行描述（如“时尚并不属于所有历史时代或者一切文明形态，它在历史上有其可识别的起始点。时尚是现代文明的显著标识符号”③），或对其词源学进行追问（如“最早出现于1482年。该语词源起于单词‘modus’，英语中意指‘manner’，或者法语中意指‘maniere’。英语中的‘fashion’概念，就词源学而言最早来源于拉丁词汇‘facio’或者‘fatio’，有‘制造’和‘从事’的意味。而在古代法语中，它成为‘fazon’，并进一步成为中古法语的‘facon’，再后来则为法语的‘facon’以及‘faconner’，延伸出中古英语单词‘fashion’……到1489年‘，时尚’具有当代使用的内涵”④），无不是将命题指涉严格限定在封建专制末期向自由资本主义萌芽转型的特定历史节点，进而也就是将时尚起源看作现代性发生的同步事态，极端者则在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势中，狭隘地评估为以巴黎为中心的某种西方文化思潮发生史。处在极端知识倾向背景下，此前人类生存中的时尚性经验或者其他族群的时尚生活经历，也就在极为严格的时尚命题知识建构中，被排除在“时尚”范畴的设定逻辑框架之外，至多可以被表述为“时尚性文化风尚”或者“泛时尚化异质性类同”，因而也就分存于完全不同的知识叙事场域，并且因分存的必要而确立所指历史起点的合法性。因此，要想在汉语范围内厘清命题边界，最大限度地排除跨文化讨论中必然存在的“歧义”与“误读”，必须先行对诸如“时尚意识”、“时尚经验”、“时尚史”甚至“民族时尚志”等概念有清晰意义定位和明确议题悬置，否则所谓“时尚思潮”或者更严格表述的“现代时尚文化思潮”的历史起点之议，也就难以进行在场知识商谈。基于此，时尚学知识视野中的时尚思潮，其历史起点就定位于社会历史时间刻度中。15世纪末这一时间节点的参照物就是现代性的萌芽。

就逻辑起点而言，时尚思潮的意义发生前提，在于中世纪封建专制没落与现代资本主义崛起之间的社会博弈关系，以及后者取代前者的必然性。其中的因果转折节点，则在于现代性孕育滋生，在于作为强大社会后果的公共社会结构理念和民主价值诉求目标，在于政治考量的“时尚及其外貌在差异政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⑤，或者阶级状况变化分析的“中产阶级富有以及‘令人艳羡的消费’，被看作排异的介质——与其他群体的去认同。与此相反，工人阶级富有则被看作模仿工具——与其他群体的认同”⑥。在特权具有无条件优先性却又遭遇挑战的社会结构形态里，无论是传统贵族阶级受到新兴资产阶级的挑战，还是新兴资产阶级受到同时兴起且势力更加强大的工人阶级的挑战，都必然导致身份政治领域的特权诉求，其中必然包括强烈的文化诉求，而时尚思潮就成为这一诉求的逻辑结果，并反过来以符号景观确证逻辑前提的存在。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学家过于表象地强调诸如“滴落”（trickle down）、“溅飞”（trickle up）或者“漫溢”（trickle out）助推时尚思潮的激活效应，而实际上在所有这类命题后面，是社会内在结构分层性裂变、叠合性裂变以及替代性裂变等价值博弈的显形。在前提条件的价值博弈与社会显形框架力学结构里，其中一个向度就延展为精神现象世界中的符号形态变化、集体无意识转向和隐喻性人格保卫战。所以，从纯粹逻辑知识角度进行追问，则从前人类精神意识史和社会生活史中意义遍撒的诸如“时尚意识”、“时尚经验”、“时尚民族变化特征”或者“时尚个体人格”等，之所以能够突破一系列时空边界和价值牢笼，汇聚为势不可挡的时尚思潮，恰恰就在于“传统—现代”博弈现场的替代趋势和叠合问题空间，就在于诸如“此类审美进展的背景乃是急剧变化中的社会。关于身份、君主立宪制以及人的自由权利等新的观念正在发生，在那些年代里，其进程得风气之先于‘英国革命’并且激活着法国对应事态”⑦，“虽然贵族群体在军事职业和生活方式上具有共同特点，但这个事实上的、后来又在法律上加以规定的群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平等的群体。他们之间存在着财富、权利以及由此产生声望上的巨大差异，由此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体系起初为人们默认，后来通过习俗或法规得到肯定”⑧“，对于食物、酒、麻醉品、住所、劳务、衣着、装饰品、武器及其设备、娱乐品、符箓或者神像等等，他都是任情消费的，是挑最好的消费的……使用这些更加精美的物品既然是富裕的证明，这种消费行为就成为光荣的行为；相反地，不能按照适当的数量和适当的品质来进行消费，意味着屈服和卑贱”⑨。这种前所未有的遭遇，使贵族阶级既惶恐颤栗又不甘心大势将去，而同样微妙的是，新兴资产阶级在面对贵族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际更加显示出双重的不自信，并将这种结构性矛盾企图通过财富优先性与消费非节制性来予以社会均衡与心理化解。至于工人阶级大众，则更在非自觉状态以模仿姿态试图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于是时尚思潮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在颤栗、惶恐、企图以及被动性模仿等一系列内在精神要素的合力作用下，促成其由弱及强的文化涌动，直至今日，“其发展使得时装打扮不仅不是一种隔膜，而且是无需内在权力资源的能量均衡积极保障”⑩。社会结构变化促成文化身份重新洗牌，文化身份重新洗牌驱动时尚思潮的勃兴，勃兴后的时尚思潮逐渐演绎出现代社会左右日常生存经验的特有文化符号方式，这就是事态的逻辑起点。

 

二

 

基于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条件生成的时尚思潮，其起始主流形态鲜明地呈现为“身份追逐”，既包括贵族特权阶层时尚符号建构中的异质性价值取向，亦包括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富裕阶层时尚符号占有中的同质性价值取向，还包括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时尚符号渴望中的模仿性价值取向。处在身份追逐阶段的时尚思潮，尽管审美、感性、欲望和猎奇等一系列要素与事态本身始终共存，但事态的深层结构中却有一只无形巨掌不断地制约和调控，那就是日常生活场景后面的意识形态绳索。意识形态的深刻价值诉求使作为身份追逐的时尚思潮不得不经受身份建构和身份解困的文化矛盾纠结，所以传统知识背景的时尚学家，很容易统辖性地做此描述：“一旦较低的社会阶层开始挪用他们的风格，即，越过较高社会阶层已经划定的界限并且毁坏他们在这种时尚中所具有的带象征意义的同一性，那么较高的社会阶层就会从这种时尚中转移而去采用一种新的时尚，从而使他们自己与广大的社会大众区别开来。这种游戏就这样快乐地周而复始。”11

贵族特权阶层在漫长的中世纪社会境域中并非与时尚生活经验绝缘，而是无缘于文化自觉意义上的时尚符号以及这些时尚符号的目的性身份建构。“在中世纪中期诸侯的宫廷中，时髦的服装也属于宫廷生活的一部分……衣服裁剪得较为合身，显露出来了人的体型。在这个时期，从服装上一眼就能分辨出等级的分别。”12而目的性身份建构的栅栏在于，所有这些特权生活以及与之一致的贵族身份，在制度层面已经获得优先性。等级的强制性，固若金汤地守护着这一社会结构的封闭体制功能与凝固文化形态：“尽管罗马法关心平等，但它总是有利于社会的上层等级，因为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均出身于上层阶级。从图拉真和哈德良时代起，这种优待在法律形式上明朗化了……下层阶级受到压迫的地位被固定下来，因为阶级之间的基本裂痕加深了。”13困居于等级社会制度的广大下层阶级，在无条件接受制度利益安排的同时，还无条件地接受主要由体制内思想文化精英帮忙渲染出的强大意识形态，甚至已经与新的生产关系有所粘连的市民阶级，也失却其新的文化价值诉求，“不加争议地承认王侯、教士和贵族的特权和权利”14。但是这种贵族特权优先性的社会格局，逐渐在生产力的革命性进展中受到侵蚀性渗透与颠覆性裂变，作为进步生产力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领域，向贵族特权阶级及其所依恃的社会利益格局发动全面进攻。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从核心文化价值层面动摇着从前被认为亘古不变的精神生活秩序。封建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博弈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过程，期间的社会争夺与变动，最终都会在日常生活形态上得到充分的符号化显现，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与世袭贵族特权阶级都选择时尚符号作为身份象征，或者说在时尚符号的占有中实现身份权力的象征性社会叙事，亦即在“谈判、符号资本以及缝隙裂变策略”15中，进行两种社会力量间的隐性文化较量。

占有社会结构人口比例绝对多数的无产阶级、市民阶级以及底层民众，在这一事态发生的同一社会场域，俨然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在场的缺席者”，并且不断积累其世俗生活层面的强烈情绪。由于他们始终处在“滴落”垂直路线的下端，只能被动地接受阶级/阶层差异所带来的一系列顶层预设价值形态，并且在被动性接受中基于等级社会和差异权力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显现为以时尚模仿为地位象征意义的身份追逐取向。社会学家斯宾塞认为，时尚思潮扩散不过就是模仿过程，对等级目标的符号模仿包括两种类型，即“崇尚的和竞争的。对于一个模仿者来说，崇尚性模仿由崇尚而来，例如一个国王所选择的任何一种服装修饰被全国模仿并向下扩散，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着装中的‘时尚’，这是时尚‘消费理论’的基本定理，竞争性模仿则由一个坚持平等的愿望而来”16。按照这种逻辑，则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市民阶级或者底层民众的模仿性时尚事态卷入本身，一方面体现为文化压迫的结果，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文化反抗的产物。底层阶级之所以不得不困居于被动性文化接受，是因为“在其已然接受的交往社会里，一切法定的秩序结构直接影响着权力、财富以及其他方面的分配”17，是因为这种被动文化接受在等级级差严重存在的历史背景下乃是无法逃脱的宿命，而其主动性文化反抗则来源于结构中的压力弹性，来源于底层阶级中的个体往往认为符号性的身份模仿至少在特定时空中可以获得去等级级差的地位趋同效果，因而尽管时尚模仿所得到的只是“平等幻象”、“随机性文化身份”或者“心理暗示效果”，但依然成为底层阶级冲破困局和抵抗等级级差的文化反抗行动，并且客观上导致积极的社会后果：“上流社会群体为了捍卫差异性原则，通过选择新的时尚来应对。旧的身份标志物被迫放弃，也就是抛弃底层群体的权利要求，于是也就被新的时尚所拥抱。”18虽然西美尔所谓的“滴落”理论常常受到过于简单的诟病，但其对底层阶级文化贫困以及文化反抗的社会激活作用的关注，却在时尚研究的社会学知识立场显示了某种高度负责的学术担当，并真实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底层民众的文化境遇。

 

三

 

实际上，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项意义行动，都不可能呈现为单一功能特征，因而时尚思潮在现代性崛起的同步发生过程中，也不可能是单一化意义事件，而是蕴含着人类丰富复杂的时尚经验与时尚意识。但问题是，在时尚思潮作为社会存在客体的存在性分析边界内，所有动时尚思潮：从身份追逐到身体生产态共存的意义要素之间具有价值编序关系，并且居于序列前端的意义要素直接决定其现实存在特征，知识触角由此方能有效抵达朴素态认识的“异不同于一，也不同于是”19。由这个线索追溯，我们就有可能从事态延伸的时间链上，摘取具有时域识别特征的意义参照物，并清晰地观察具有明显编序前置性的时尚思潮“身份追逐”特征。

在“身份追逐”背景下，时尚涉身者模仿20行为中的文化身份认同，其逻辑前提在于对社会地位级差现象的充分肯定，所不同的只是上层人群体现为主动姿态的身份塑型，下层人群则往往体现为被动姿态的身份祈愿，他们以不同的时尚符号陈述情绪与陈述语调，共同陈述着所在级差社会身份尊卑与地位贵贱的合理性，陈述着时尚符号的社会意义指涉力和对个体生存价值的文化隐喻功能。尽管查宾（F. Stuart Chapin）的《当代美国体制》（Contemporary American Institution）或查普曼（Dennis Chapman）的《家庭与社会地位》（The Home and Social Status）以直接对称的意义技术化处理方案来建构“物—社会地位意义指涉”方法模型，已经被鲍德里亚斥为“僵死的相互关联”21，但就一般价值关系而言，无论是凡勃伦所谓“所有这一些演变的结果是，在服装表现方面对方式方法的精益求精，设计上愈加巧妙和在象征方式上趋乎精神化” 22，还是西美尔所谓“时尚是在那些生活形式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人们通过那些生活形式，试图在寻求社会拉平化的倾向和寻求个人与众不同的刺激的倾向之间，建立某种妥协”23，都对这种相互关联持一种象征肯定态度，只不过肯定其动态象征指涉而非静态象征指涉而已。基于此，则由社会学率先拟题的“时尚问题”及其所牵扯出的“身份追逐”命题，无疑涉及到两种意义发生向度：其一在于垂直向度，阶级或阶级间不断演绎以时尚符号进行身份建构的层级文化博弈；其二在于水平向度，阶级或阶层内部个体间更加频繁发生以时尚符号进行身体建构的隐喻决斗。

处于垂直向度层际文化博弈的时尚涉身者，不仅在身份追逐中表达了个体社会利益的符号象征诉求，譬如“在1692年弗洛朗·当古的喜剧《中产阶级的时装妇女》中，公证人的妻子安格里克认为自己比其他贵妇要聪明，因此决定像那些天生的庄园主一样生活。这显然意味着她打算当时装女王。安格里克因此而深受配饰商安美琳的摆布”24，而且表达了阶级/阶层利益共同体的符号隐喻叙事，由此才确立起时尚社会学研究的广阔学理空间，认为“外表风格乃是身份隐喻，而且是一种复杂的隐喻”25。在所有这些表达中，符号的隐喻功能渗透于一切可以获得身份叙事效果的日常生活领域，尤其集中发生在服装、首饰、家具、饮食以及与休闲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其他物媒形态象征事态之中。19世纪以前，由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仍然只是社会的少数，而占社会绝对多数的底层社会距休闲生活方式较远，所以西美尔所描述的时尚文化“滴落”不仅呈垂直的减值下行向度，而且以符号模仿为意识形态博弈杠杆的时尚身份追逐，以及这种追逐中的模仿与反模仿，就主要存在于传统贵族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底层社会虽然也在符号意义“滴落”扩散中进行模仿，并由此以时尚的身份追逐获取某种伪装性意识形态抵抗效果，但总体上显示出信心不足，尤其是能力不足，所以也就必然呈现为底层社会指向的时尚减值态势，在去模仿化过程中与时尚思潮渐离渐远。正因如此，西美尔“滴落”理论以及作为核心理论支点的模仿动力论及其社会学时尚假设，无疑存在着极为严重的“身份追逐”社会扩大化等级论弊端，所以必须面对层际文化博弈的有限定位，才能有效把握“身份追逐”条件下时尚思潮的真相。

处于水平向度级阶群体内部的时尚涉身者，同样存在着模仿与反模仿的符号动力学驱动关系，而且在我看来，这种驱动力较之垂直向度层际关系更加强烈，更具有时尚驱动的可持续性和群体边际内的社会普遍性，西美尔理论及其追随者无疑显示出对它的关照盲区。就时尚驱动强度而论，垂直向度因底层社会文化接受和符号响应等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例如：“从1559至1603年间一系列画像可以看出，伊丽莎白一世女王（1533—1603）总是握着羽毛扇子，显示身份的羽毛则是鸵鸟，扇柄上镶有漂亮的金银色球饰，皆为奇珍异宝。”26其时尚符号虽然在宫廷内成为时尚文化，却并未在底层社会产生符号模仿效应，甚至新兴资产阶级对于17世纪这种刻板的时尚同样没有明显的接受兴趣，因而驱动强度在垂直向度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案例本身所能揭示的时尚驱动强度，就只能局限于王室宫廷以及与之有密切交往的贵族人群，他们在模仿与反模仿的交互过程中，水平向度地展开个体间的符号象征行为，而他们之间的身份追逐，则显然是意识形态认同前置条件下非意识形态利益诉求的自我中心主义价值取向。就时尚驱动的可持续性以及群体边际内的社会普遍性而论，即使如“滴落”理论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在底层社会发现诸如“大众对时尚的模仿并在其中掩盖内在的阶级差异”27，但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里基本难以延展为普遍现象，而且垂直向度的阶级对立愈尖锐，西美尔所期待的文化“滴落”及大众时尚效应就愈难发生，因为大众的接受条件和文化效应能力与阶级垂直落差程度成反比关系，因而，一方面在垂直向度会不断出现可持续性的驱动缺失，另一方面在大众社会的水平向度上难以形成具有群体边际效应的时尚社会普遍性。相反，这种驱动在上层小众社会更具有广泛覆盖意义，而“达尔德猜想”所谓的“三个核心概念：发明、模仿、反模仿”28，在19世纪以前巨大垂直落差的社会境域里基本局限于上层小众社会，这实际上也是凡勃伦将时尚与“有闲阶级”命题密切勾连的合理性之所在29。因此，我们有必要超越西美尔理论，重新审视“身份追逐”的符号动力学关系，并在上层小众社会内部寻找模仿与反模仿的时尚思潮过程，这或许是继麦克格瑞肯对“滴落”理论进行修复之后的另一种修复路向30。

无论是水平向度还是垂直向度，甚至无论何种动力因素在时尚思潮中占据优先性，可以肯定的是，其所呈现的符号模仿抑或反模仿文化景观，都集中体现为“身份追逐”的社会意义行动，体现为意识形态边际抑或意识形态内部的价值主张，体现为以上层小众社会为主要载体并且条件性延展至底层大众社会的日常事态，体现为身份建构自我中心主义与符号模仿思潮化认同的矛盾统一，体现为社会结构的封闭性与价值取向的单一性。总之“，身份追逐”具有强烈的符号意识形态存在特征，以“身份追逐”为意义核心的时尚思潮表征着传统时尚的社会行动本质，一切似乎都应统辖于现代性背景之中。

 

四

 

现代性建构进程在20世纪呈渐缓之势，而历史叠加意义的后现代性，则在人类生存过程中不断显示其广泛性与深刻性。现代性意欲坚守和拯救的“普适文化情怀”，连同其表现形态各异的意识形态亲缘关系，都在后现代逃离普世化和疏离意识形态的游戏化放逐中，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精神忧伤。

无论后现代性究竟定位于事实态、描述态还是窥测态，它都已经以总体性人类集合心理暗示以及社会境域行为反应的后果，文化性地浸泡着我们所能体验的几乎所有社会实践和生活细节。利奥塔说“：后设论的一整套合法化的设置体系已经时过境迁了，过去附丽其上的形而上学和学院制度，也明显地相应发生了危机。过去的诸多叙事学说已然失效，其根本原因在于产生作用的原动力，如英雄圣贤、宏灾巨难、伟大的探险、崇高的终极，全消失了。”31戴维·哈维说“：有趣的是反思哈桑提出的涉及大众消费文化所散发出来之力量的风格上的转变：调动时尚、流行艺术、电视、其他媒介形象的形式以及各种都市生活的方式，它们都已经成了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无论我们要应对的是什么概念，我们都不应该把后现代主义理解为某种自发的艺术潮流。”32鲍德里亚说“：消费是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33他们都在指涉一个共同的生存转型事实，那就是后现代性的非自觉社会生成。这是人类命运的又一次文化“被抛”。

这种文化“被抛”显然会迅速反映在人们的时尚生活方式中，并且会在差异性转折中迫使作为现代性建构重要维度之一的时尚思潮不经意间叠加进后现代性文化后果的意义转向。就差异性和转向向度本身而论，尽管伊哈布·哈桑那份著名的差异义项清单对时尚生活有所附带34，鲍德里亚以一种符号社会学知识姿态不断进入后现代转向中的时尚问题35，约瑟夫·纳托利甚至认为对后现代性范式或义项进行归类或编序事实上不可能获得某种确定性36，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既普遍表现出对时尚现象的凝视兴趣，同时又缺乏这种凝视的专注以及作为专注后果的镜像裸露，从而也就为进一步的问题预留出空间。基于此，当代知识界对时尚问题的关注，不经意间也就制约着后现代性生存境域与言说方式，以西美尔、凡勃伦、斯宾塞等一代知识精英为代表的时尚知识陈述，至此也就在当前知识谱系下成为嵌入性理论资源遗存或者某些必不可少的补充性叙事，而罗兰·巴特、罗塞塔·布鲁克斯或艾瑞克·伦纳德深议诸如“时尚硬照”（fashion photography），敏锐地认为“为时尚能指进行摄像（亦即外表）从一开始就引申出分析中的方法问题”37。当人们站在后现代文化背景讨论时尚现代性问题，往往体现为历史知识叙事风格（诸如“与任何其他时期一样，现代主义中的时尚，取决于社会规范、个体自我表现、技术良机以及时尚设计者的独创”38），体现为非语境性一般陈述或总体观照，而这显然与后现代细节关注、随机捕捉以及碎片拼贴的表达方式之间存在叙事路线的变异。

问题的复杂性也在于，时尚的后现代性变异或者说意义扩张事态，并非呈现为单一线性延伸轨迹，而是在叠加拓值基础上出现意义纷乱和价值多元，从而也就给我们在后现代性背景下进行知识学维度的义项编序设置了几乎无法跨越的操作障碍，因为后现代知识状况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存在着强烈的主旨失灵和归纳无效，因为社会主体性、精神主体性或者个体所遵从的传统理性尺度，在后现代时尚生活现场已经失去支配功能，失去韦伯式刚性存在诉求的那种“卡里斯玛支配”39，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吉登斯柔性假设的“探讨‘知识’一般比探讨‘信念’更具启发意义”40。时尚经验越来越被“信念碎片”所左右，时尚知识及其所有这些知识或明或暗地指涉着传统意识形态意义建构，皆非当下经验所能验证。瞬息万变的现场物恋事态、自恋情绪在开放性消费空间的非理性混杂，使得我们很难以精准的知识目光，去捕捉和审视由现代性背景向后现代性背景延伸变异的意义线索。因此，我们当前所要迫切给予处置的，就是每一位具有事态涉身兴趣甚至使命的知识操控者，努力做出社会意义拯救姿态，从而尽可能清晰地窥测出一些事态转折的意义线索，而这也就意味着解读世界和重建生存意义编序的自觉知识行动正在显现其价值功能“，我们就立刻可以察觉，在那些对我们显得是最最类同的事物之间，也存在着种种差别，而我们因此就可以把这些事物再行仔细分为新的门类”41。

在所有我们能窥测到的转折性意义线索里，最为惹眼处就是“身份追逐”向“身体生产”的价值转换，因为这种转换就社会本体特定存在方式而言具有革命性置换强度，具有既定社会秩序紊乱后大众社会价值崛起的符号隐喻功能。从苏格拉底开始，“国家理性”（raison d’tat）就成为牵引人类精神向度的核心命题，从马基雅维利主义到拉斯韦尔行为主义延伸至现代主义价值建构。在这数千年精神意识史上，个体的社会存在与文化显形，始终与国家理性的具体设定不可分，甚至在宗教的变形国家理性状态下依然如此。“既定秩序”作为政治利益的最终成果形式，为人的基本生活形态甚至具体符号形式设计出合法性限度，本来处于边缘位置的时尚生活细节也因合法性限度的强制力量而趋于等级秩序的价值安排，并本能性地在这种安排里以崇拜心态仰视上流社会，甚至偷窥精英生活方式的各种符号狂欢。然而“，既定秩序”在后现代性建构初始就遭遇解构命运，这种解构在其早期甚至更显示出非规则性符号骚乱及其骚乱深化蔓延的象征性文化革命，尔后才进入社会机体的方方面面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深度42。

我们这里述及的时尚思潮恰恰就在这一事态进程中，充分体现出既定社会秩序紊乱后大众社会价值崛起的符号隐喻功能，并且在对上流社会时尚符合优先性和绝对支配地位的背离乃至抛弃中，理直气壮地建构起社会主体的尊严和文化主流。“现代主义中的时尚，立足于社会规范、个体自我表现、技术机遇以及时尚设计师的主动性”43，而在后现代则代之以“身体产品与身体符号”。尽管这种符号生活方式几乎在文化返祖维度上与原始身体装饰具有趋同的外部形态，而且又在身体符号意义本身残留着现代性背景时尚方式，诸如“精英群体、年龄、职业以及社会阶级身份”44，但凝视者及其凝视姿态已经大相径庭，而作为凝视对象的身体符号已经自觉抑或不自觉地成为生产过程的产物，则更是与身体符号完全纳入身份追逐的时尚符号社会配置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取向分异，所有非生产性身体符号的追逐残留，在更加强大的身体生产现场里已然不过是一些细节性事态，因而也就意味着它们不可能阻碍甚至改变时尚思潮向身体生产大踏步推进的后现代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