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与伦理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家族”主题的作品数不胜数，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家》、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多次搬上了荧屏和话剧舞台，被人们所关注。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家族”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伴随“家族”的是家庭伦理，是父子、夫妇、兄弟的关系。本期讲坛赵园先生围绕家族与伦理的主题，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探讨了家族与当代中国的关系。

　　在学术工作临近结束之际，我已经可以说，自己的研究有连续性，有贯穿的线索，比如关于“知识人”，再如关于“人伦”。这些都是我始终关注的话题，无论处理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还是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基于对自己能力、知识准备的认识，我有意识地限定自己的考察范围。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却一定会在确认的极限处停下来。

　　人伦，构成了我们生活世界的主要部分。在拙作《家人父子》问世后，我仍然在这一方向上积累，比如关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家人父子，当代史、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家人父子。这属于那种不能穷尽的题目。你可以在这一方向上一直做下去。当然，我自己精力已衰，即使仍在积累，也不一定——或者一定不———做下去了。一定会有年轻学人致力于这一方向，继续掘进，而且比我做得深入。

　　说“贯穿”，当然是由我1970-80年代之交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起始。在我的第一本所谓的“专著”《艰难的选择》中，就有如下题目：《现代小说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与知识分子的几个精神侧面》、《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高觉新型”》、《“五四”时期小说中的婚姻爱情问题》等。1990年代初进入明清之际，又讨论了那一时期士大夫的处君臣（《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下编第五章），处兄弟、朋友（《易堂寻踪》、《乱世友道》），处师弟子（《刘门师弟子》、《续编》上编第四章《师道与师门》），直至《家人父子》讨论父子、夫妇这古人所说“五伦”中属于家庭伦理的最重要的两伦。这种持续自然因为作为人文学者，我的对象世界首先是人与其世界；而人伦中有更具体、感性，更与个体经验紧密相连的“人的世界”。

　　关于宗族

　　宗族史应当是史学的一个分支。考虑到“宗族”一词曾经有过的敏感性，这一学科的兴起是在“文革”后，赖有“改革开放”提供的条件。

　　几十年间，中国的宗族史专家在这一方向上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我自己对家庭伦理的考察，也受到他们相关著述的启发。冯尔康在《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中说，“家族是古代社会的基础，实系国家的缩影，原来是家国一体，后来分离，家族仍然起着基础性社会单元的作用；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或曰核心部分。”台湾学者杜正胜在《中国式家庭与社会》的《导言》中有如下表述：“关于社会结构，我们认为家庭家族和邻里乡党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两环，前者属于血缘的联系，后者属于地缘。但血缘和地缘在中国基层社会中又有某种程度的覆合”、“由家而族，由族而乡党，有时是血缘一脉贯注的。”关于“家庭/家族”，杜正胜的界定是：“凡同居或共财的称为‘家庭’，五服之内的成员称为‘家族’，五服以外的共祖族人成为‘宗族’。”（语见收入同书的杜氏所撰《编户齐民》）

　　1960年代，宗族问题的复杂性曾被遮蔽。即如虽家族间不平等，家族内部却有可能族众平等。“在家族内部，辈分平等、嫡庶相同的男性成员，在名义上是平等的，是同一个祖先的子孙，在祠堂里有同等发言权，决定族中共同问题时，有同等表决权”（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当然，对此不宜想象过度。族内“平等”与否，因家族而异，不便作一概之论。

　　宗族组织在传统社会确有过正面的功能。即如以族田、义庄赈济贫弱，以义学使族内贫寒子弟受到教育，另如平世守望相助，动荡时世则捍卫乡邦。宗族组织，有社会责任心的士大夫，还从事过其他民间的慈善活动，养济老、残，收养弃婴，修桥铺路，战争或灾荒中掩埋尸骨（掩骼），等等。凡此，都在实际上成为了国家行政力量的重要补充。

　　上个世纪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来，学界对宗族的认知发生重要变动。有学人批评以往的宗族研究“不重视宗族本身的结构和意义，只重视宗族的阶级属性和外在功能，对宗族内部关系和宗族社会功能的批判，过于意识形态化，未给予必要的同情式理解”（钱航《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引言》）。宗族史研究也“一改强调宗族政治功能的研究状况，关注宗族的社会功能，探讨宗族与经济的关系，视角也从宗族公产的阶级性定位移至族内经济互助作用方面”（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但在我看来，由阶级斗争式地打击“宗族势力”，到为了修复乡村伦理而不加分析地征用传统资源，这种两极间的摆荡，并不利于新农村的建设。

　　宗族史专家告诉我们，“汉语‘大家庭’也可作‘家族’解，但在多数情况下，汉语‘家族’是指由一个以上的‘小家庭’（甚至包括各种后现代家庭形式）构成之聚集体……”、“家庭与家族在构成原则及其类型上是可以加以区别的。”（钱杭《宗族的世系学研究》）中国读者熟悉的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写的就是“大家庭”或曰“家族”。《激流》三部曲与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无论规模还是与时代的关系，都称得上那一时代的“大河文学”。当代文学类似题材的作品，规模与格局未见得过之，只不过艺术上更求精进罢了。

　　宗族史专家认为由专业的角度，“家族”一词的学术性低于“宗族”（钱杭《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而我正取“家族”的模糊、非严格学术性。我毕竟没有宗族研究的专业训练。不难发现，文学作者通常也更倾向于使用“家族”而非“宗族”，或许也因后者界定严格，是较之“家族”的大词，而“家族”更与作品内容“体量”相称。

　　中国的“宗族”“家族”，一向被认为传统文化的渊薮，尤其汉族聚居区，又尤其农村。“家族”（“大家庭”）是天然的文学题材，无论中外。即如一度热播的英剧《唐顿庄园》。以大家庭结构作品，有可能达到历史的纵深，也便于铺陈复杂的人际关系，经由人物伸展触角，编织社会的“缩图”、模型。“家族”的确也是窥看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演变的极佳窗口。一个世纪的家族史，其间极富戏剧性的变动，大有产生鸿篇巨制的可能。

　　宗族史考察宗族的结构，宗族组织的功能，小说则必须面对具体家庭的日常生活，“家人父子”的日常相对，柴米油盐、鸡零狗碎；即使“历史小说”，也必得将文献还原为曾经的人的生活。沈从文以水面水下作比喻。人伦，或许是“历史长河”中变化缓慢的部分。家族、宗族既在水面上也在水下，深水区，甚至水底，水中的沉积物，地质构造中的沉积层。写发生在水下、深水、水底的故事，小说独擅胜场，不可取代。1980年代至今小说中的家族，尤其小说中乡村的家族，在我看来，足以补社会学研究之缺而有余。由我的专业背景看，近年来家族小说的兴盛，像是对五四新文学的隔代回应，作者的情怀却大有不同。无论由家族展开当代史叙述，还是追怀一种消逝中的文化，“家族”都不再是仅仅具有负面意义的符号。我注意到近年来又有修族谱、家谱的风气。修谱无疑有利于存史，尤其存地方文献，却有必要避免“攀附”的陋习。乡约、村规之类，也应当排除不适应新的社会规范的内容。

　　宗族史作为学科，近几十年显然经历了起伏。你不难感到相关的知识领域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尽管佩服宗族史的研究著作，对史学、社会学的工作方式，我仍然会心存疑虑。即如“田野调查”“抽样分析”。对于宗族的价值重估，意义的重新厘定，未见得也不会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袪蔽而又有新的遮蔽。

　　回头看我自己写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地之子》，有“农民文化”之目，对“宗族”却全无涉及———也缘于视野中的盲点。“农村题材”的小说，由上个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根据地文学，到五六十年代写土改、合作化的小说，到1980年代后的《古船》、《白鹿原》、贾平凹、阎连科、刘庆邦、李佩甫等等，清理其间演变的轨迹，有足够大的挑战性。对同一时段的不同叙述，不能仅仅以作者是否在“现场”解释（顺便说一句，“现场”的说法近些年来被滥用了）。边界相对固定的“现代文学”，面对持续延伸中的“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现实处境，不能不面对。直面历史，正视现当代文学的不同叙事，是否也可以归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有必要遵循的工作伦理？

　　家族伦理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五章的标题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这是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著名论断。古代中国有所谓的“五伦”。五伦，囊括了被古代中国人认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家庭伦理，五伦有其三，即父子、夫妇、兄弟。古人所谓的“人伦日用”，是不限于古代、也不限于中国的社会生活的“基本面”。我们曾经对如下经典论断耳熟能详，即人的本质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父子、夫妇、兄弟系于血缘（所谓“血亲”），较之君臣，也较之朋友、师弟子（师弟子不在五伦之内，却是士大夫重要的社会关系），作为关系被认为更“天然”。只有经由上述“关系”，士大夫的生活世界才有可能向你打开。

　　《易·家人》卦《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这种传统观念已不便全盘接受，但影响犹在。男主外、女主内，早已被摒弃。但家国关系，谁又能说没有道理？

　　近年来有一种将传统文化诗意化的倾向。对此我大有保留。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冲击的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黑暗面，绝非虚构。新文学中家族的压抑性，是那一代知识人切身体验到的。巴金确有一位高觉新式的兄长，只是不叫高觉新而已。对于学术研究，我不大能欣赏轻言“颠覆”，不大能欣赏以“立异”为动机的“研究”。呈现差异以丰富对历史生活的了解，永远必要。那不是简单径直的“颠覆”所能达到的。有人试图否认古代中国的男女不平等；认为即使有对于女性的压抑，也没有如是之甚。以中国之大，历史之悠久，找到任何个例，或定向搜集任何一组材料以支持一种判断，都不困难。但仍然有“基本判断”，不那么容易推翻。

　　我们的古人尽管没有近代意义上的“隐私”观念，却有无处不在的内外区隔。家庭空间中，夫妇所处的“内室”，是他人不宜随意进入的。流传至今的士大夫文集，涉及私密的方面，表述通常节制谨慎。女性的处境，往往只能由悼念亡妇的文字约略窥见一二。但也有较为直接的描述，即如我在《家人父子》中引用的叶绍袁的文字。另如冒襄文集中涉及其家庭关系的篇章。冒襄写其父（母）子兄弟，有撕心裂肺之痛。你能想象《影梅庵忆语》作者、似乎一味浪漫、过着神仙生活的大名士冒辟疆，竟有这样的人伦缺陷？人伦之殇不止在古人的生活中。稍稍留意一下当下电视台的法制类节目，为了争产而兄弟反目，祖孙成仇，家人父子对簿公堂———与古人何尝相远？

　　近年来伦理剧流行。《中国式离婚》外，还有《中国式关系》，题目越做越大。这里的“中国式”是有待解释的，有待追本溯源。如果这样做了，就是另一种“寻根”。较之1985年几位作家发起的“寻根”，这个“根”或许更有根源性。你的确不难发现虽已进入了21世纪，随处仍然上演着古老的伦理故事的现代版。由社会的某些面相看，中国还相当古老。王安忆写过一篇《大刘庄》。那个庄子离我们并不遥远。

 

至于我自己在学术研究中处理的，只是某个具体时段、特定人群与家族与父子、夫妇、兄弟有关的经验。比如现代史上的知识人，再如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对于我的论述，不但宗族史，而且婚姻史、妇女史，都属于相关论域。相关论域甚至不限于此，问题是你有怎样的视野与知识准备。

　　1990年代后国内的宗族史著作，挑战已成“常识”的见解，由我所属专业看来，有对话中国现代文学的潜在语义。即如在如下方面，关于大家族/小家庭。宗族史专家认为，即使古代中国，“大家庭在全国总户数中的比例并不大”，“全国绝大多数的家庭仍是数口之家的个体小家庭，而不是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所谓的“核心家庭”（父、子）、“主干家庭”（祖、父、己），自古至今，并没有大的变动。“共祖家庭”，由明清到近代已然稀有。“累世同居”，即使在古代也属特例，虽受到帝王的表彰却难以推广。其间的道理，仅凭我们的个人经验不能知晓。我们却有可能受到文学艺术的诱导，关于古代社会另有想象。这里有文学影响于历史认知的例子。五四新文学中的大家庭、大家族，与作者的个人经验有关，却被作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制”的形象教材。

　　鲁迅1919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我们现代怎样做父亲》。我的兴趣，在具体地了解我们的古人怎样做父亲，怎样做儿子，以及怎样处夫妇、兄弟。仅据《周礼》自然是远远不够的。区分伦理观念与伦理实践，一个具体知识人的言说与践履，即使没有怎样的方法论的意义，也可以是有关考察的基本路径。“体贴人情”是一种能力，尤其应当为文学研究者所具备。人伦即检验此种能力的对象。设身处地，由己及人，即不难有“同理心”。“体贴”，才能由文字（或许只是极有限的文字）间读出人情，读出人的世界。

　　关于知识人参与的乡村治理

　　我的学术研究，始终围绕知识人进行，中国现代史上的知识人，明清之际的知识人。在这篇讲稿所设的方向上，也就尤为关注知识人在宗族组织中扮演的角色。

　　关于乡绅的乡村治理，宋代蓝田吕氏（吕大防、吕大临）的乡约，长期以来被作为范本。在此之后尚有王阳明的《南赣乡约》。明代著名的王学知识人中，王艮、刘宗周也曾推行乡约。士大夫的乡村治理，具体包括了整顿宗族，设族长、立宗祠、拟乡约、撰族谱、置祭田、义田等等，旨在睦族、善俗、济贫，达到“尊祖、敬宗、收族”的目标。顾炎武认为收族之法可补“王政”之未及，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说经》）。这也属于士大夫世代相承的理想。此外，作为“地方自治”的一部分，乡村的“自组织”，通常由士大夫倡首，任组织之责。

　　崇祯年间明亡前夕东南大儒刘宗周的整顿宗族，就包括了辑《宗约》，置祭产、义田，建社仓，族修谱，可以归为台湾学者王汎森所说的士大夫的“下层经世”（即王朝政治外的政治实践）。刘宗周以上述行动回应动荡时世，试图收拾人心。刘氏当其时领袖人伦，他的活动无疑有示范作用。

　　至于士大夫“收族”中的流弊与时间中的变质，仅据经验也不难想见。明代士人、文人因居乡豪横而招致物议的，就颇有其人。明代万历年间的“董氏之变”，就由董其昌家族激成。明末风起云涌的民变、奴变，固然属于“官逼民反”，造反农民（尤其佃、仆）的当面之敌，往往就是欺压他们的豪绅。在这种时候，刘宗周、张履祥这样的知识精英不足以转移风气。士大夫本来就良莠不齐。乡绅所起的作用也人各不同。从来有横行乡里、纵容豪奴恶仆鱼肉百姓的乡绅，有强宗巨族交结官府、欺压百姓，也有如刘宗周及其门下士的主张善待佃仆，祁彪佳、冒襄的从事赈济，施药施粥，灾荒年景活人无数。现代史上不是也有投身抗日战争的乡绅，参加边区政权的“开明士绅”？一些士大夫超越自身利益、“民胞物与”的情怀不是虚构，“阶级”、“阶级利益”同样不是虚构。在这里应当避免的，毋宁说是一概之论。

　　无论对于古代中国的宗族还是乡绅，都应持分析的态度。我不认为古代传统的宗族文化可以直接用来作为正俗的药方。修复遭到破坏的社会伦理而征用传统资源，务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现代中国，公序良俗的建立，仍然有赖于现代的民主与法制。

　　家族与当代中国

　　乡村社会家庭、家族关系最剧烈的变动，发生在1949年之后。在我看来，无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乡村改造还是政治运动，对于古老宗族的冲击，力度均不能及近三四十年的农民进城、乡村的城镇化。农民进城、乡村的城镇化，正在重塑中国乡村以至城乡关系。中国的农村社会正在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无论家庭家族、邻里乡党，普遍伦理状况与伦理意识的改变都像是不可逆转。这种变化势必影响深远，是20世纪、21世纪之交发生在中国社会深层的最深刻变化之一，其意义值得高度关注。由此看上去，五四“反传统”的实际影响，实在是被大大地高估了。

　　一项研究的“问题意识”，可以是“压在纸背”的，不一定明确标出。但有此意识与无此意识是不同的。应当承认，考察伦理问题，即使以明清之际士人的文字为材料，我的问题意识也仍然更与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的伦理变动有关。

　　我曾请当代文学评论家开过与“家族”有关的文学作品书单：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家族》、周大新的《第二十幕》、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还有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过了这些年，上述书单想必需要重拟。我自己已经没有精力从事这项研究，书单或许可供年轻的研究者参考。写家族的小说，未必能称“家族小说”，但小说中的家族是个好的研究题目，相信仍然有一些面向未被打开。研究文学中的家族，或可参考杜正胜的《传统家族试论》（收入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钱杭的《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我自己并不因读了几本宗族史方面的论著，就自以为补了知识方面的缺，却满怀了正是知识方面的好奇心。《读书》杂志多年前曾经设过一个栏目，“文本内外”，却因稿源缺乏而无以为继。希望年轻学人能关注“家族文学”文本外的广阔世界，文学研究宽广无边的“相关论域”。我自己却只能止于感叹，并没有打通“内外”的计划。期待我的年轻同行重访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访1930-70年代文学，或许能有新的发现。

　　2015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小书《家人父子》，或许是我“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收官之作。这不是说，我将从此由这一时段抽身。事实是，无论中国现当代文学还是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都已成为我的人生的一部分，不再能剥离。我仍然会时时反顾，只不过较为系统、学术的考察，就此结束。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已有100年。无论对于新文化运动，还是对于这一运动所冲击的传统文化，都是重新研究和评估的时机。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建设新文化、推进文明进步的条件。这也是考察从古至今的家族伦理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   王小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