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吴文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准确全称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从内容、逻辑思路还是从表述方式上都应展现中华文化及其价值观的精髓，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用中国人民最熟悉的语言和易于为人民群众所掌握的方式解读出来、传播出去。据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直接表述为“中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传播过程中，应针对不同社会群体，对其内容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和特色的具体化解读，以构建中国人自己的学术和政治话语体系，更便于大众遵循和践行。
一、解读中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论原则
一般认为，很多美好的词语，诸如科学、民主、人本、发展、公平、正义、文明、和谐、爱国、创新等，自由、平等、博爱、友善、互助、奋斗、奉献、效率、法治、人权、幸福、和平等等，似乎一切代表真善美的词语都应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谱系之中。但实际上，作为核心价值观，只能是“核心”、“精髓”或“髓核”，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并有相当的周延性，通过一定的逻辑环节可以直接引申出许多美好的价值理念，从而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立体化范畴结构。十八大的24字概括和凝练，内容可谓博大精深，表述可谓微言大义，因而在传播过程中需要针对性地进行具体化、大众化和“中华化”的解读，否则就会显得抽象和空泛，不具有具体主体的可践行性。为此，必须探讨解读的方法论问题。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三个倡导”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一定要体现这个民族的“根”和“魂”。应该说，24字凝练和概括能够体现这种精神和原则，初步达到了凝练和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但若能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前提下，自觉地运用中华文化的思维和表述方式对之进行针对性的大众化解读，应更能体现党中央的基本精神。如果说24字凝练和概括着力于在国家和社会宏观层面价值目标的规定及对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要求，那么为使之落实到所有公民言行之上的解读和传播，则必须着力于不同群体的针对性、具体化、可操作、可践行。
十八大之前学术界确实有很多提炼，也都自成一说。十八大提炼出24字之后也有很多的解读，但也显得较为混乱，很多探讨过于抽象，缺乏针对性、可践行性。本文认为，还是应该特别追究这种解读及其表述的方法论问题。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读，内容包含中华文化中具有普适性的优秀价值或精神髓核，因而在表述方式上也要体现中华文化的特色、风格和气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式表达”，属于中国学术和政治话语体系。第二，理论上要处理好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价值观方面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般性、普遍性，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制度要求、发展理念等，而“中国特色”是特殊性、具体性，是前者的具体化、中国化、中华文化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运用于中国社会的具体原则、制度特色和发展理念；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属性和功能，也体现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和境界。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实现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扬弃或历史性超越，而不能照搬，不只是要在其原有表述上赋予其社会主义内涵，更要在用语或表述方式上直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属性，与其显著区分开来，力免误解或曲解。第四，核心价值观属于价值观念体系并支配或决定其性质，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乃至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体系都具有决定性意义，要在这样一个战略高度去解读、阐释和传播，进而去培育和践行。第五，必须厘清“价值”范畴的主客体关系。价值观是关于客观的主客体价值关系的观点，其中包含了立场或角度以及评价的标准和方法问题，因而必须在阐释中毫无歧义地表明：谁之价值？为谁之价值？或反映谁之利益的价值观？服务于谁之利益的价值观？第六，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既来源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既有深厚的社会实践基础，又有高远的理想目标导向；既有当下切近的可践履性，又有可供向往和追求的可崇仰性。这六条原则涵盖了学人的基本看法，并有所超越。
二、用中国方式解读中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传统价值观包含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观和价值观，很多内容至今依然具有现实的意义；在与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合之后而形成的中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体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目标、中国人民的现实关切和根本愿望、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等等。据此，中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解读为“贵民、共享、仁信、和合”，进而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做不同概括，以便更具特殊的适用性和具体的规约性。
（一）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造福人民
中国共产党应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培育和践行“贵民、崇劳、公廉、和同”的核心价值观：
第一，“贵民”即尊贵人民、人民至上。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之根本观点的具体落实，它体现中国共产党革命为民、执政为民、建设为民、改革为民的宗旨，即在共产党的知行-信仰体系及国家权力结构中，人民地位至高无上，人民权力至高无上，人民利益至高无上，这毫不含糊地体现了共产党的性质。同时，“贵民”也包含了人本-民本-民主-民生-民权的全部内容，要求共产党必须以人民需要、利益、愿望和幸福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产党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是社会主人和历史创造者，也是社会进步、社会发展的受益者和享有者。“贵民”鲜明地体现了共产党的性质以及她所领导的国家政权性质和社会制度属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权力观和政绩观等；具体到每个共产党员及其干部身上，亦可为其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提供最为深层的信仰依据和信条遵循。
第二，“崇劳”即崇尚劳动、劳动光荣。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本质是劳动实践历史之观点的具体落实，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劳动创造财富和幸福、劳动推动历史进步，劳动人民最伟大、最光荣等观点的持守，也与中华文化中墨家尊崇“农与工肆”及其劳动，以及“物力维艰、来之不易”的思想相吻合。尊崇劳动是共产党人的本性，由此而尊崇和敬畏劳动人民，奉献和造福劳动人民。劳动光荣、劳动优先的观念应该始终成为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管理经营、科技、知识和创造等都应纳入劳动的范畴，摆正其在劳动创造价值、创造财富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恰当地位；同时，根据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策略性地“尊重资本”、适当地“节制资本”、恰当地“利用资本”，以达到巩固和强大社会主义，确保和提升劳动人民主人翁地位，实现劳动人民福祉的目的，最终实现共产党人的高远理想。具体到每个共产党员及其干部，不脱离劳动、具有一定的劳动技能和劳动绩效，对劳动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感情，如此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善待劳动以推动社会进步。
第三，“公廉”即大公大道、廉洁清明。这体现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和利益所在，谋求社会大利、国家大功、民族大义、人类大道，代表人类解放运动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也符合中华文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价值境界。公道不仅是公平正义，而且是行“大公之道”、求“大道之公”、“大公大利”，是共产党人最为高远的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相吻合；“公道”也表明共产党人的凛然大义、浩然正气，也是共产党人人生自觉、人格修养的重要表现。“廉洁清明”不仅是明镜高悬、两袖清风的个人修养，而且是低廉的执政成本、俭约的生活方式，是洞明社会和人性规律的大智慧。
第四，“和同”即和而不同，协和大同，亦即和谐合作、世界大同。这是共产党人理想世界的“中国式表达”，即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国际主义的精神，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追求国内社会和谐、国际世界和平，谋求各国平等合作、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共有繁荣、共建文明、同享幸福、齐奔自由，此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既体现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胸怀和雄心壮志，也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共同发展、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一解读实际上不仅适用于共产党人，也适用于一切公职公权人物及其他社会贤达，他们作为社会精英和砥柱，权力有多大、资源有多少，就意味着责任有多大、贡献要有多少。
（二）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观：学圣明仁
人类的历史传统形成了知识分子的特殊社会地位和作用，也促成了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殷切期望：民族的中坚、社会的良心、国家的栋梁、人民的师范、仁爱的使者，因此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对整个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特别是对普通百姓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为此，本文认为应该强调知识分子以“学圣明仁”为根本，培育和践行“学本、继圣、明德、仁民”的核心价值观：
第一，“学本”即以学为本。古云“建
第二，“继圣”即“为往圣继绝学”。知识分子要担当传承民族先贤圣师的学问及其精神的使命，传播人类文明，弘扬民族优良传统、创新民族文化，推动人类进步。
第三，“明德”即明明德、行至善。知识分子要成为真正的文化人，于自己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知行合一、崇德行善，“为天地立心”；于国家社会，要有明晰的国家观念，要忠诚、奉献于国家，拥护国家基本制度，敢于担当“治国平天下”的大任，在维护国家的独立富强和平自由的基础上，为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发展做贡献。
第四，“仁民”即仁爱亲民。知识分子要尊重、敬畏并泛爱大众同胞，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雅量和气度；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民、为社会做实事；要走与人民相结合的道路，服务人民、造福人民，即要“为生民立命”。当代知识分子既要有中国传统儒士的忠信与豪气，又要有适应民主时代之特点的独立人格和良心担当。知识分子的气度和涵养，是否应该体现中华至圣先师的知识、能力和人格境界，也体现共产党人的世界胸襟和人类情怀？
特别指出的是，学生作为知识分子的后备队伍，以及未来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员，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五四青年节在北京大学跟大学生们的座谈时提出的八个字就很有意义，那就是“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并分别做了深刻的解读，简言之：“勤学”即勤奋学习，“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修德”即修养道德，“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明辨”即明晰鉴别，“善于明辨是非，善于决断选择”；“笃实”即笃行实践，“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这应该成为学生群体的核心价值观，从小学到大学乃至研究生的教育，都应该贯穿这一主线。当学生生涯结束，作为专职知识分子，便自然而然地升级到“学本、继圣、明德、仁民”的价值观上来；作为其他社会群体，则根据其职业要求而践行更加具体的价值规范。
（三）中国社会公众人物的核心价值观：行为世范
在网络信息时代，各种媒体和自媒体相当发达，各路明星、官员和学界、商界大腕等公众人物不仅以高超才艺的职业辉煌赢得众多“粉丝”的青睐和追捧，而且其私生活等也成为粉丝、媒体深怀好奇而密切关注的领域，因而他们的言行举止无论好坏都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其影响力——特别是对青少年的人格成长、对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的引领作用不可小觑，并且远远超出任何学校德育的功效！因此，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我们可将这一群体的核心价值观解读为“行为世范”，具体阐释为“慎独、雅洁、精艺、为民”，便于大家踏实践行。
第一，“慎独”是中华先贤最为推崇的自我修养的方法之一，也是一种人格修养的价值取向。作为公众人物，难免工作、生活在嘈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因而也更容易浮躁和轻狂；针对此情，公众人物应该自觉寻找自己身心的安静所在，以“慎独”之法“吾日三省吾身”，检视自己，反躬自省，学会闹中取静，乱中求稳，在名闻利养缠绕身心之时，求得内心宁静与安详，做到淡泊名利、身安心静。
第二，“雅洁”是对自己心性修养、德性涵养的描述，也是一种人格修养的价值境界。具体而言，作为公众人物，要在私生活领域涵育、培养高雅的生活情趣、纯洁的个人爱好，乃至高远的理想追求、优雅的生活态度。要洁身自好、远离俗行，出言雅致、杜绝俗言，特别是面对镁光灯、摄像头，面对网络媒体和无形观众，更要谨言慎行，将自己优雅清洁、可供效仿的一面展示于众，坚决杜绝“黑黄赌毒”现象在自己身上和身边滋生和泛滥，至少不污染社会空气，最好能引领积极的社会风尚。
第三，“精艺”是对公众人物才能技艺的价值要求。一般而言，各路明星大腕之所以有巨大人气，最重要的还是其技艺精湛，令观众叹服、敬佩乃至崇拜。但在这个自媒体时代，也有一些自我或媒体炒作而一夜走红者，他们没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和才能训练，更缺乏文化滋养和心灵熏陶，这使他们傲慢轻狂、无知无畏，做出许多令人作呕的事情，助长了“不劳而获”、“追奇求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恶习劣俗，误导未成年人，并对社会道德氛围起到极大损污作用。对此，我们必须强调，没有高尚修养、没有精湛技艺，任何媒体不可以随意推出，以赚取眼球为目的恶意展览示众，公众人物自己也要节制欲望、淡泊名利，深刻理解“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的人性和文化内涵，切实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和境界，以真才实学吸引和影响观众。
第四，“为民”，公众人物要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为最广大人民做事情，而不是个人沽名钓誉、发财致富。公众人物拥有普通百姓所没有的资源和机会，因而应该具有知识分子的胸怀和气度，走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自人民生活中提取和充实自己的才艺内容，以富有创意的才艺形式为人民带来快乐、感染和启迪，最终引导人民追求真善美圣。公众人物不能自私自利，而要有慈悲情怀，仁民爱物，并以此起到移风易俗的积极作用。
（四）中国社会普通大众的核心价值观：孝信礼耻
十八大将公民个人的德性要求概括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富有中华文化特色，也具有现实生活基础。为了更具现实性和可行性，我们把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社会大众的核心价值观解读为“孝信礼耻”，建议大家践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大致说来，此“八德”分别侧重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个人美德四个方面，而又相互渗透、相互支持。这属于公民的义务性道德素质，以前述共产党人作为执政者的权力与责任的高度统一，知识分子群体的学问和担当，以及公众人物的师范效应为前提。从内容看，不仅是孝悌忠信，民之四德，而且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不仅是大众个体之基本价值修养，而且是党和国家所应竭力倡导和激励的公民个人较高层次的价值观。
第一，“孝”为百善之首、百徳之先，是家庭道德的核心和关键内容，包含了父母的慈爱、儿女的孝敬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悌爱（所谓“兄弟睦，孝在中”）等丰富内容。同时，它也是人之一切道德的发轫点和生长点，难以设想，一个没有孝心的人会有健全的人格、高尚的道德。底线之“孝”为孝敬自家父母，当下可行，高远“大孝”为尊敬邻家、社区乃至所有老人，是家庭孝道的延伸和推广，努力可为。此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事诸父，如事父”。
第二，“悌”发端于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关心和帮助，进而延伸到同龄人、同辈人、同学、同事以及邻里乡亲之间的友善互助。“悌道”包含了“友善”价值。“悌道”的底线是自家兄弟姐妹的和睦和谐、互助互爱，而其高远的境界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此所谓“事诸兄，如事兄”。“孝”“悌”结合，从家庭美德出发，推而广之，形成的是“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的泛爱理念、慈悲情怀，形成以爱人为中心的社会公德。
第三，“忠”即忠诚、恭敬，一种忠诚于自己的职业岗位和事业的敬业奉献精神，忠诚于集体、国家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忠”者，发自内心、中正端直、不偏不斜、诚敬不二。这实际就是中华文化中的个人美德、职业道德和精忠报国的精神。“忠”当然不是“愚忠”，而是有智慧、有觉悟、有原则、有追求的忠诚、恭敬，底线是敬业、爱国，高标是奉献、报国。
第四，“信”即诚实守信、一诺千金、心口如一、言行一致。这是中华文化的待人接物之道，也是为人之底线规范，并指向高远的信仰。“人无信，不知其可也”；信者，人言也，“凡出言，信为先”，言而无信，非人也。“信”要求做人谨慎出言，言出必行，行出必果。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的文化渊源，既是个人美德，也是职业道德。“不做假账”、不生产和出售假冒伪劣产品，不诈叟欺小（即童叟无欺），不说假话、不传谣言等，都是“信”的表现。“信”的底线是“信守”基本原则和规范，高标是信念与信仰、对某种理论或学说及其所论证的道理、理想、规范的虔信、崇仰与笃行。
第五，“礼”即讲礼貌、礼仪，遵守规则和秩序，循德守法，追求程序公正和效果公平。狭义的“礼”主要指礼貌、礼仪等，而广义的“礼”还可涵盖法律、道德等在内的一切规则和秩序。弘扬“礼”的传统，既要复兴中华“礼仪之邦”的优雅，更要推进黎民百姓日常生活文明行为规范的养成，在文明用语和规范行为上形成新的社会风尚和文化道德氛围。对个人而言，“礼”的底线是遵纪守法，再往上走就是崇德向善。
第六，“义”即要有正义感、责任感，必要时不惜牺牲生命以维护公义、正义、大义。将传统“义气”、“侠义”等转化提升为有助社会进步和精神文明的“正义”和“大义”，使大众深明大义、培育浩然正气。在具体生活中，引导激励百姓秉承“见利思义”、“以义取利”、“利用以义”等优良传统，以此营造风清气正、邪不压正的社会环境。“义”的底线是说正话、言正理、行正道，高标是守正义、散利聚义，乃至担当大义、舍生取义。
第七，“廉”即清廉，生活自然简朴、勤俭节约、纯洁清明，显然符合当今低碳生活、节俭环保理念，亦可推及干部反腐倡廉上来。“廉”之底线是质朴节俭，不损公肥私、以权谋私、化公为私，高标是节操高洁、清静无为。
第八，“耻”即要有耻辱心、羞耻感、惭愧感和羞愧心，要知善恶、懂因果、有敬畏，这样才可能避免作恶兴祸，护守道德底线。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社会道德风气的好坏，与整个社会耻感文化的建设水平密切相关。耻感使人有操守、有原则、有底线、有标准，使人不做坏事、不作恶行的基本保障，一个人失去耻感，他将无恶不作。有“耻”本身是底线，有耻之高标便是有自觉清晰而正确积极的荣辱观，时时刻刻力避耻辱，事事处处争取光荣，走向更高的人生境界。
这“八德”传承两千余年，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神髓、精神血脉、文化基因，承传之则民风淳朴、社会和谐，抛弃之则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因此不可随意更改和否定，只能适应时代需要和环境变化而做适当修订、补充与完善，使得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有所持守、有所遵循、有所崇仰。在教育次第上，建议在中小学及社会教育领域大力培育“八德”，形成醇厚浓郁的社会道德氛围；以此为基础，在大学及以上教育中开展学圣明仁、行为世范的知识分子、公众人物的核心价值观教育，遵循《大学》之道培养真正的知识分子，使之成为社会道德精神风貌的标杆；再以此为基础，在党员、干部及其他公务员的培养、选拔中，持之以恒地开展以造福人民为核心的价值观教育；这样层层递进，我国的社会风尚、道德氛围、政治环境等必将有一个质的跃迁！
综上而言，“中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简单解读为“贵民、共享、仁信、和合”8个字，经过“造福人民”、“学圣明仁”、“行为世范”、“孝信礼耻”16个字，再深入阐释成为32个字，由抽象到具体，由简洁到丰富，层层深入、步步细化；其特点是针对执政者、知识分子、公众人物和普通百姓四大关键群体，主客体关系清晰、立场明确、对象和目标精准到位。对中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种解读和阐释，既体现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彰显了中华文化的优秀特质，毫无疑问也闪耀着所谓“普世价值”的迷人光辉，价值立场清晰鲜明，易知易记，易解易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