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柯远扬 梅淑
范蠡（公元前520年-前477年），字少伯[1]，春秋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地三户邑（今河南淅川县西）人，未发迹时只是一介布衣，生活困窘，但他从小机敏有才，不拘小节，被视为“佯狂倜傥负俗”之辈[2]，宛令文种重其才，曾多次拜访，后随文种入越，为越大夫，擢为上将军。吴越夫椒之战后，范蠡献“卑辞厚礼，乞吴存越”之策，随勾践入吴为质三年，后辅佐勾践富国强兵，选择新都城址，设计了大城小城，为实践“伐吴九术”，[3]范蠡把美女西施、郑旦献于夫差，终于公元前473年攻破吴城。灭吴后，范蠡到齐地、陶地经商，成为巨富，人称“陶朱公”。
春秋后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发展和大变化的时期，范蠡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奇才智士，亦是经商致富的商祖，其思想与谋略的智慧，既是历史的积淀，又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细致地综观春秋后期涌现出的杰出人物，如阖闾、夫差、勾践、伍子胥、孙武、文种、范蠡，不难发现，一些人的结局让人叹息不止，只有范蠡是唯一的大赢家，他不论在官场、情场，还是商场，都是无往而不胜，取得了巨大成功。范蠡为何如此幸运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有一套高出常人的、集前人、同时代人的智慧之大成的人生大智慧。
范蠡凭着对宇宙万物的缜密观察，对社会历史深沉反思，从而使他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对万事万物的理解和把握体现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我们考察范蠡的天道观、人事观，分析他一生的主要活动，不难感受到范蠡高尚的人格力量，[4]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他的智慧力量，即表现在宏观上的哲理智慧和微观上的谋略智慧。现将这两大智慧分别叙述如下：
（一）哲理智慧
范蠡生活的时代虽未产生唯物辩证法，但他是杰出的思想家。《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有《范蠡》二篇，可惜久已亡佚。仅从《史记》、《国语》、《越绝书》等书中记载的范蠡言论，亦可看出他的思想是深刻的，其中贯穿着辩证的精神，充满着哲理大智慧。
范蠡思想上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具有发展观。春秋时代的哲学家老子认为长与短、高与下、美与丑、祸与福都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故老子说：“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5]范蠡吸收了老子朴素辩证的思想，他认为：“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6]的发展变化，物极必反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受到自然现象的启示，他意识到发展变化同样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之中，因此，他主张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
就治理国家而言，范蠡认为国家可能由弱变强，也可能由强变弱。范蠡说：“持满（盈）者与天（效法天道），定倾者与人（依赖人道，即符合民心），节事者与地（符合地道）”[7]，又说：“夫国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8]，所谓“持盈”就是要尽力保持国家的长久强盛。其意为当国家强盛时，统治者要效法“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 的品格，[9]以防止国家由强变弱。所谓“定倾”就是国家危机时要避免于倾覆，亦即如何摆脱国家的危难。所谓“节事”就是要处理好政事，其中心内容是发展生产，增强国家实力，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范蠡谋划的越国对吴国的政策，亦是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正确地处理好跟吴国的关系。当越王勾践被吴国在夫椒战败，退守会稽山被围困，面临亡国杀身之灾时，范蠡建议越王勾践屈膝求和，入吴为人质，争取吴王夫差的同情、宽容和欢心，越王采纳了其建议，先后两次派大夫文种向吴王求和，并贿赂吴国太宰伯嚭，使之替越王说情，而使吴王赦免了越王及其臣属。当越国强大打败吴王夫差时，吴王夫差向越王勾践求和，由于吴国使者“辞愈卑，礼愈尊”，勾践产生了怜悯之心，意欲同意吴王的求和，这时，遭到范蠡的强烈反对，绝对不能答应求和，应毫不留情地消灭敌人。范蠡说：“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岂可逆天乎？”[10]在范蠡的规劝下，越王下令消灭了吴国。前后两个时期，范蠡采用了两个不同的外交方针，从此可看出发展变化的思想在范蠡的外交政策中的应用。此外，范蠡又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战争，分析决定自已的人生选择，在此恕不详述。
范蠡的哲理智慧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主观认识必须与客观实际相结合的整体观点。他信奉天人合一的原则，认为天道、人事相和谐才能取得成功。范蠡提出“与天”、“与地”、“与人”的理论，他认为天道、地道两者都是客观情况及其规律，都是行事的根据，人事再与之很好配合，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若客观条件不具备，却违背天道，凭想当然而盲目行动，只会招来严重的后果。
勾践与范蠡在谋划反击吴国的时机问题上，范蠡表现地尤其突出。根据《国语·越语下》记载：范蠡曾连续四年每年一次劝止勾践不要急躁，前三年的三次劝止，越王都听从了，第四年越王实在等不及了，他把范蠡召来说：“我跟你共同谋划反击吴国，你总说时机不成熟，现在吴国灾情严重，连稻子螃蟹都吃光了，总该是时候了吧？”范蠡又以人事未尽加以劝说。勾践闻言大怒，说道：“吾与子言人事，子应我以天时，今天应至矣，子应我以人事”，这不是欺骗我吗！范蠡说：“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亦即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需要两者的高度统一和有机配合才会取得成功。范蠡主张的“人事必须与天地相参”的重要命题，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如《中庸》、《荀子·天论》有关天地“能参”的观点，都是对范蠡“相参”思想的继承。
（二）谋略智慧
何谓谋略？谋与略二字连用，最早见于《三国志·吴志》，作者在《陆逊结评》中写道：“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谋略就是计谋和韬略。深谋远虑的谋略来源于知识的渊博，但知识只有转化成智慧才有价值，而超人的智慧也只有转化成实用的谋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范蠡宏观哲理智慧所达到的高度为他的微观非凡谋略奠定了基础。微观的谋略智慧是主体对事物的一种综合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它具有预见性、洞察性、决断性三个特点。[11]范蠡的谋略智慧，突出地表现在其军事、政治、经商与人生的选择等诸多方面，现略述如下：
1.军事谋略。
范蠡军事谋略思想的核心是“审备慎守”[12]，“审备”，就是作好战争的准备。战备充分，可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又可应付敌方突然的袭击，选择最佳时机，歼灾敌人。“慎守”其意为：不可放松警惕，不可轻率行动。这与老子、孔子的“慎战”思想是一致的，也许是范蠡吸收了孔老的智慧。范蠡曾师事计倪[13]，也有人认为“审备慎守”来源于计倪的“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的论述，基于对战争的高度重视，范蠡提出了“审备慎守”的军事谋略。越王勾践三年（公元前494年），吴越夫椒之战前夕，范蠡就极力劝谏勾践说：“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其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14]因为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安危，故必须慎之又慎，断然不可轻易决定。越王不听，决计出师，结果惨败，仅剩五千残兵退守会稽山，夫椒之战的悲惨结局，亦可看出坚持“审备慎守”谋略的重要性。
春秋争霸，不图一时之胜负，这是范蠡极有远见的军事谋略。夫椒战败后，越与吴签订了屈辱的和约，越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用之事，种不如礼，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15]反映出范蠡知人知已的智慧，于是范蠡随越王勾践入质于吴，范蠡要勾践等人做出诚心悔改、归降的样子，表面上装得很老实，同时买通权臣伯嚭为
公元前490年，勾践结束了在吴囚禁生活，历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越国振兴了，并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范蠡的军事谋略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首先，十分注重选择，举兵复仇的战略反攻时机。据《国语·越语下》记载：勾践曾多次打算兴师伐吴，范蠡均告之“未可”、“姑待之”，（公元前482年）三月，才建议出兵。说明范蠡选择战机极为慎重。其次，在伐吴的战术上多采用灵活机动，声东击西的作战方式，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公元前478年爆发的笠泽之战，范蠡采用了分兵诱敌，主力突破的虚实战术，即分兵为左右两军，另由越王亲自率领中军六千人，先令左军沿笠泽水上游守候，又派右军顺笠泽水下游隐蔽。“至夜半时分，勾践下令左右军同时向江对岸的吴军发起进攻，吴军仓猝应战，也把军队分成两支，正中范蠡诱敌分兵之计。勾践见敌中计，即令中军渡江，从吴军两路中间薄弱环节发起攻击，兵峰直接插向吴军的腹部。吴军大溃”[16]，拒绝吴国求和，彻底歼灭敌人，不留后患。
2. 政治谋略。
众所周知，大凡政治家都具有灵活机智、敏锐、深沉、坚定等优秀品质，作为政治家的范蠡，差不多都具备了，而且还有自已的特点，他一生中用过不少具有远见卓识的智谋，成就了越国的霸业，保全了个人的身家生命，就其用于政治方面的谋略为，首先，忍辱求全，卑辞厚礼，坚守待机。前述越王向吴王求和时，范蠡与勾践同甘共苦，形影不离，他们居住石室，专司养马，蓬头垢面，历尽艰辛，卑辞忍辱，勾践甚至为吴王“尝粪”治病，最终，吴王终于赦免
3.经商谋略
勾践灭吴后，大摆庆功宴，席间群臣尽情欢乐，唯独勾践默默无言，且有忧色。善于洞察一切的范蠡深知越王在国家强盛之后，要如何对付为他效力的群臣，而绝不是与他们共安乐。经过深思熟虑后，范蠡决定谢绝封赏，庆功会后，他向勾践请辞，正中勾践下怀，却又假惺惺潸然泪下，说：“我以前说过，要和您共享国家，如果您不接受，我就杀了您的妻子儿子”，这就更坚定了范蠡出走的决心，激流勇退，于是连夜乘扁舟离开，涉三江入五湖，出走至齐国，表现出了冷静和明智。临行之前致书于友人文种曰：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越王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劝文种辞官离去，文种犹未深信，不久越王果借故让他自杀。
范蠡到齐地后，“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居产。居无几何，致产数
范蠡经商的谋略是“因天之时，就地之利”[22]，而依于“义”。
首先，谈谈“因天之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牢牢把握和充分利用有利时机。他曾说：“天有四时，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终必否”[23]。“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亡，唯恐弗及”[24]，他在越从政为官，特别是指挥战争就很善于观察利用天时，他离开越，重新选择职业时，就更注意到这一点。他明智地观察分析了列国纷争的形势，认为在越王勾践称霸后一段时间里，楚、齐、晋三个实力较强的诸侯国，一时还难以调集起众多的兵力发动战争，可能会出现短时期的和平安定，而和平安定的年代是经商做生意的极佳时机，故决定从商。
其次，在“就地之利”方面，范蠡择址“陶”可谓独具慧眼，经过了周密的调查研究，他选择了司马迁誉为“天下之中”的交通要塞之地。此地是春秋战国时大都会，其来历非浅：传说时代的尧初居于此，又是舜制作陶器的场地，西周时是曹国的国都。此地先归宋、卫，后归齐。由于尧、舜、
再次，范蠡特别注重以“义”经商，很好地处理了义利关系。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7]，已在范蠡脑海中生了根，在商业经营中从不追求暴利，而仅“逐什一之利”[28]。生财有道、薄利符合消费者利益，他们能够接受，达到了义的要求。“义者宜也”[29]，价钱高低定得适当、合宜，与商品等值、便宜，结果达到薄利多销，自然利益也加大了。与此同时，范蠡亦强调以“智”经商，注重经济理性，即经济利益和道德规范一致，经济理性排除非理性。范蠡在陶经商致富后，“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而好行其德者也。”[30]
总之，范蠡的人生智慧，突出地表现出其在一生中，无论在人生选择，还是在政治、军事、经商，都具有极强分析、辨别与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因此，在助越王勾践兴越灭吴，经商致富都取得很大的成功。对此，清朝人朱素臣曾写《题范少伯祠》一首诗，给以极高地评价，现抄录如下：
应羡功成身退无，
湖流犹把姓名呼，
千秋不乏奇男子，
高识谁能及大夫。
笔者综观范蠡的一生，其“高识”无人可及，但亦有其人生的教训，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千金救子”的故事，说到陶朱公有三个儿子，次子在楚国杀人，陶朱公具有识人、用人的方法，决定派少子去救次子，因少子生于富豪之家对钱财使用大方，长子从小随他艰难创业很看重钱财，此次救人要花“千金”，看重钱财肯定把事情办坏。因此，决定派少子前往，但长子认为“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为不肖”，因此坚决反对，甚至以死威胁，其妻也说：“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空亡长男，奈何？”陶朱公此时没有坚持自已的正确意见进行耐心解释，而是求息事宁人，改派长子，所托非人，“千金救子”功败垂成，次子被杀，财归人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