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许全兴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对此，理论界、学术界大多数同仁都已认可。现在的问题是通过总结经验，研究具体结合，而不是仅停留在一般性的理论研讨上。本文力图通“修养”这样一个具体问题说明这种结合的必要、意义及如何结合。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比，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显著的特点之一是重视人的主观世界改造，重视人的改造，而这一特点成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取得伟大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个人“修身”的继承和发展。重视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一个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势和优良传统。“修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中国对人类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的一个贡献。修养在当代中国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说起
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然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实践上的胜利，倒是在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中国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进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今日，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贸易第一大国。新中国成立65年以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和所取得的超过了以往几百年、上千年的辉煌成就，堪称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奇迹，令世界瞩目和惊叹。
马克思主义没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客观上讲，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同20世界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没有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迅速发展壮大，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胜利后迅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说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和危机密切相关的。
这一奇迹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为世所罕见，中国成为十月革命后世界矛盾的焦点和革命的中心。中国社会尖锐、复杂的矛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提供了现实基础。中国又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优秀文化遗产，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可以设想，最好的种子和种苗在贫瘠的荒漠中也不可能生长成参天大树。中国悠久的、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从主观上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性真理和中国现实的革命运动相结合，而且善于把它同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而且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构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方面。有关这三方面同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联系已为许多论文和著作反复阐释，在此不再赘言。本文则从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视角看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修身”的吸取和弘扬。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在资本主义国家其主要成员来源是无产阶级，其主要的活动是在城市。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党员主要来自于贫苦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它主要的活动不是在城市，而是在经济、政治、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农村。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把共产党建设成为现今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遇的历史难题。毛泽东在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这是难得很。”为了破解这道难题，他强调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重要。
在一些外国人看来，要把中国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只能是农民的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周恩来在1944年做的有关中共党史的报告中说：“1940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还担心我们离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经过在农村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和担心，共产国际在较长时间里并不认同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周恩来同志讲的“共产国际的同志”并非普通的同志，也不只是共产国际的一般领导同志，而是主要领导同志，包括斯大林。也许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就在周恩来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做报告后不久，
总之，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那时的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看来，这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如周恩来所说，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经历了国际国内各种考验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有意思的是当苏共解散、苏东剧变时，中国共产党不仅岿然不动，而且风景这边独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上新的历史阶段。
二、重视党员修养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点和优势
为什么毛泽东能使中国党无产阶级化，做到了外国人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呢？
决定一个政党性质的不是党员成分的来源、出身，而是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深信中国革命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但他不是教条主义者，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反对盲目照搬照抄本本和共产国际指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中国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中国化的理论、路线和方针。这是把中国党建设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首要条件。“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它并非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来自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也许正是由于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原则，抵制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有关中国革命的某些错误指示，从而引起他们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是否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怀疑。
虽然说一个政党的性质主要不是取决于党员来源的成分，而取决于党的理论、纲领和路线，但主要是非无产阶级出身成分的党员，会给党带来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执行正确路线、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确实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在这样的环境中“‘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难得很”，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认为的不可能。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以毛译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指导，注重从理论上建党，而且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注重在思想上建党，开展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注重党员的思想改造和党性修养，解决党员从世界观上入党。
笔者虽不是专门研究党建理论的，但为了写作毛泽东有关党建理论的论文，查阅了中央党校图书馆有关苏联从30年代到80年的党建理论著作，其中有斯列波夫主编的《党的建设研究提纲》（30年代）、《苏联共产党的建设论文集》（第一、二集，50年代初）、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集体编写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建设》（1980年）等。笔者发现他们的党建理论主要是讲党的组织建设，较少讲理论建设、思想建设，更无党员为保持无产阶级先进性所进行的党性修养和世界观改造的内容。从这一个方面看，注重党性修养和思想改造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一大特点和优点。
毛泽东在1929年12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简称《古田会议决议》）首次初步显示了这一特点和优点。该决议有“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等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最为重要，经作者校阅后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出：红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革命伟大斗争给予红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为此，决议分类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及其危害，分析其来源，提出纠正的方法。决议的着眼点是开展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其落脚点则是通过理论学习、思想教育、制度建设、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实际问题等方式，纠正党员身上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党员的觉悟和素质。决议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决议主要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错误思想。决议首次把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落实到纠正党员个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提高党员自身的修养上。决议的基本精神是，不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不能有效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担负起领导革命的任务。决议虽然讲的是军队党的建设问题，但对整个党的“无产阶级化”有着普遍的意义，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而且后来在红军的其他部分也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1942年整风运动中该决议的第一个部分列为十八个必读文件之一。
该决议表明，不纠正错误思想，不注重主观世界的改造，就难于贯彻党的正确路线，难于改造好客观世界。“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军队建设经验的总结，是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这是首先必须肯定的，但从深层次上看，把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落实到党员个人身上，落实到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素养上，这与我国古代文化注重个人修身的传统密切相关。
三、把儒家的“修身”转化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认为，“德，国家之基也”，主张以德治国。孔子提倡：为政以德，以德服人；政者正也，己正才能正人；正己要在修身，修己以安人。中国古代社会，家是最简单的社会细胞，家与国同构，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则著有《修身》篇，其中说“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舜”。《礼记·大学》则进而把修身看成治国之本，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的“修齐治平”思想为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所推崇，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丰富的修身理论，深深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伦理道德，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修养，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像中国这样把修身看成治国之本，形成如此完备的修身理论则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不信可以翻检一下世界伦理思想史。
中国传统修身理论内容丰富深刻，包括修身的可能、必要和意义，修身的标准和内容，修身的途径和方法等方面。中国古代哲人主张，修身以立志为先，只有立志，才能有高尚而远大的人生理想、奋斗目标和内在动力。“志，气之帅”、“立志则有本”、“有志者事竟成”等，此之谓也。欲立真志，非盲从之志，则必先为学，求得真理。“吾十又五而志于学”、“学以致其道”、“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等，此之谓也。中国修身论主张言行一致、知行合一、行己有耻，反对言行不一，伪言伪行。“为己之学”、“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强学而力行”等，此之谓也。人非圣贤，熟能无过。因此，古人修身养性，重视改过，不贰过，不断从改过中完善自己。“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过而不改，是谓过矣”、“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等，此之谓也。古代先哲重视自省克己，检讨自己，自觉主动地开展内心的思想斗争，及时知过、改过、迁善。“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也，见不贤而内自讼也”、“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等，此之谓也。中国先贤圣哲强调，修身贵在自觉、诚实、严以律己，提倡慎独。“不诚则不独”、“君子必慎其独也”、“慎独即不自欺”等，此之谓也。
古人修身论虽有脱离社会实践的缺点，但也有提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诸多嘉言和世范。孟子的下列话成为众所周知的修身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首，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的这段血泪文字以历史人物的故事激励着后人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勇于作为，做出传世的贡献。
中国传统修身理论自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把修身用作维护“三纲”专制制度的工具；片面强调以国家、社会为本位，忽视个人权利和个性自由；片面强调正谊明道，把人的欲望看作恶，忽视了物质利益，甚至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以理杀人”等等。但传统道德中提倡和弘扬的“夙夜在公”、“天下为公”、“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等大公无私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公义胜私欲”等高尚情操；“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忧患意识；“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爱国精神……，皆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未曾中断的内在动力，也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精义所在。
注重人生修养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优良传统，即使在近现代，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提倡者也仍继承着这一传统。严复的“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梁启超的“新民说”；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旨在商讨“修身治国之道”和“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鲁迅的“立人”和“国民性改造”等都显示出在近现代思想变革大潮中人生修养的传统并未中断，尽管其内容已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
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与新青年同仁一样，竭力用新思想来改造、武装青年。他创办《晨钟报》，高撞自由之晨钟，“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青年之气节，鼓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以创造新的青春中华。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李大钊虽然尖锐地指出“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仍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但他并没有抛弃修身的传统，而是赋予它适应新时代的新内容。他多次指出：学问最要紧的用处是“用他来助我们的人生修养”。“人要过优美高上的生活，必须有内心的修养”。他专门论述了史学、文学、哲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他本人的道德文章，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胆肝照人，成为世人楷模。
从保存下的毛泽东的《讲堂录》（尤其是听
基于党和军队建设的经验，毛泽东在《实践论》行将结束时提出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并论述了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关系。他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任务包括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是对新民学会“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与重视主体自我修养这两者的统一和发展。《实践论》关于改造主观世界任务的论述在当时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中是没有的。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主观改造，又在改造主观世界过程中改造客观世界，不认真地改造主观世界，就不能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这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条根本规律。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点血”。又说：“共产党员在各级政府中应该成为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论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号召共产党员要在抗日民族战争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他具体提出：共产党员在军队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时，应该成为抗战任务的模范，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在工作中，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他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笔者在此做大段的引证，意在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者和弘扬者。还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专门讲了学习问题。他指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号召全党要研究理论，系统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马克思主义；要研究历史，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数千年历史的珍贵遗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研究现状，认识当前革命运动的特点和规律。“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命题的提出，进一步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中国传统的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扩展到党的“理论修养”。
长征到达陕北后，延安成了全国人民，尤其是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他们冲破重重阻力和障碍，纷纷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参加抗日。为把这些青年转变成为抗日的先锋战士，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负总责的张闻天在陕北公学发表了题为《论青年的修养》的长篇讲演。他结合当时的抗日形势、党的历史和青年的优点、特点及弱点存在的问题，系统地讲了“要有坚定的高尚理想”、“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要学习实现理想的办法”、“要同群众在一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等四个问题。张闻天的《论青年的修养》刊中共中央机关刊《解放》，这是笔者见到的延安地区首篇有关马克思主义人生修养的专题论文。
待人接物是中国传统修养的内容之一。为了动员全国绝大多数的人民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好与各方面人士的交往、接待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张闻天向抗大第三期毕业同学发表了题为《论待人接物问题》讲演。他在讲演一开始就明确指出：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估计到中国人在待人接物方面的传统和特点，再加以改造与发展，使之适合于中国革命的要求，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之一。根据当时的形势，他讲了“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要有‘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对人要有很好的态度”和要“适当应付坏人”等四个方面的内容。讲演引用《论语》、《孟子》、《左传》、《中庸》等中国古人有关人生修养、待人接物、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语录、格言近30处。《论待人接物问题》堪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待人接物篇”。
吸取和改造中国传统修养思想、对党的思想建设发生重大影响的名著则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重视党的建设。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在党内要制定一种党规、进行党的建设的建议。会议采纳了这一提议。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最后一天，刘少奇做了《党规党法的报告》。报告本身没有涉及修养问题，但他对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的命题在思想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会后产生了写作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
延安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参加整风的每一个干部和党员，对规定的文件，“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在学习与讨论过程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毛泽东在整风报告中亦强调反省总结的重要。他指出，整风“重心在自己”，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要做模范。”经过回顾、反省、总结自己的历史，自觉检讨缺点错误，每个党员提高了理论修养、思想意识修养和工作能力，增强了党性。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改造主观世界，无论就内容、方法和形式而言自然与中国传统的修身、修养有本质的不同，但也应承认，我们党创造的整风这一党的建设形式，与中国传统的修养有着内在的联系。延安整风实质上是中国传统修养在现代的一种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实践形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30多年后，邓小平依然评说：“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
生于1878年的革命老人吴玉章，从小受孔孟经典教育，深信“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中庸忠恕之道”，经历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1925年参加共产党。他认为，共产党改造了我的思想，发扬了我旧的好思想，洗掉了我旧的坏思想。“我常常把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处事的方法，与中国古圣贤所谓‘修己治人’之道相比较，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只有共产党员才能真正实行人类最高的道德”。“整风运动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运动，也就是使我党更加民族化、使马列主义更能切实应用于中国具体环境中”。
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就结合中外历史写过《论名誉》、《尚志论》、《诚能动物论》等诸多篇励志、修身的文章。他创建觉悟社，主编《觉悟》杂志，其目标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可见，周恩来从学生时代起就继承了中国注重修养的传统，注意个人的思想改造。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严格修炼自己。他高尚的品德、情操和修养，在党内外有口皆碑，赢得赞誉和敬仰。1943年，他在整风学习中制订了《我的修养要则》，从学习、工作、与群众的关系到保持合理的生活规律等共七条。这又从一个侧面表明，整风运动反过来又促进传统修养在现代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把中国传统的“修身”转化为现代的共产党的“修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自觉改造主观世界，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使自己“无产阶级化”，经受各种考验，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法宝。
四、修养在当代的意义
笔者在一些文章及许多场合的发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种结合决不能简单地理解在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引证中国历史文化资料来证明基本原理的普遍真理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实质是，立足中国和世界的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总结和概括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用以解决现实问题，并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两者结合的方面和形式是多样的，其中尤其要重视用中国历史文化中特有的、马克思主义鲜有论及的珍贵品来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修养”就是这样的“珍贵品”。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3条论及人与社会环境关系时写道：“环境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这之后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革命的意义时说：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又说：“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他们在有的著作中也偶尔使用“修养”一词。但从总体看，他们更多是讲改造客观世界较少讲到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人自身。他们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很少讲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人，很少讲人生修养。我们在翻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时难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改造主观世界和人生修养的论述。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改造主观世界”和“修养”这两个概念是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是对中国特有的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人类哲学思想和道德伦理的一个贡献。
前面讲到，重视改造主观世界，重视党性修养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保持自己无产阶级纯洁性、先进性的一个法宝。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表明，它依然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不可须臾可离的一个法宝。当我们轻视这一法宝，不讲改造主观世界、不讲修养时，党内的非产阶级思想就滋长泛滥，贪腐奢糜之风就厉禁不止，有些党员、干部丧失了共产党人应有的理想信念，是非不分，美丑不辨，迷失方向，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垮，甚至触犯国法，锒铛入狱，成为罪人。针对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的一大长处和优势，就是把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同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讲求共产党员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刘少奇同志写了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曾专门讲过这个问题。革命战争年代，党员、干部要讲个人修养；党执政了，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党员、干部同样要讲个人修养。”面对党内存在的严峻问题，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笔者认为，党风令人堪忧，党管不住自己是当代中国最大的问题和最严重的危机。要治好党在这方面的顽症，除了依靠群众管党和用法制管党这两条外，再一条就是要讲改造世界观，讲党性修养，讲修身律己，恢复和发扬我党在这方面的优良传统。党员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不是靠外部强制的硬约束形成的，而是靠自觉的党性修养和内心意志力。这也是笔者写作此文的旨意所在。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修养不仅属于道德范畴，而且也是中国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概念。国内外的有关认识论的论著都不讲认识主体的修养。中国古代哲人则明确提出：不修养认识主体，怎么能认识客体？（《管子·心术上》：“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中国哲学把求善看成是求真的前提，将求真与求善融为一体。中国哲学认识主体修养论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可以补充和发展当代认识论。为此，笔者发表过《中国哲学认识主体修养论》一文（《哲学研究》2006年第8期），感兴趣的读者不妨一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