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晔:论中国古代兵家的将帅修养观

自先秦始，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军事领导体制的变革、战争方式的变化，将帅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因此，古代兵家特别重视将帅的修养，他们对此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恩格斯曾指出：“人们可以从历史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公共生活方式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自己承受，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社会的公有物，促进其进一步发展。”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兵家的将帅修养观，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立足于现实，探寻其历史发展的规律，以期提升领导者的道德素质和人生境界，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一、“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政治品格

 

《孙子兵法·地形篇》中说:“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这段话集中体现了将帅应当具备的政治品格，也可以说是衡量领导者的一种极高的道德境界。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首先要做到淡泊名利。人有名利之心无可厚非，但切忌过头，否则害人害己。明朝的戚继光对此有深刻认识:“夫功名有分，天地最忌多取。使我实尽此力，实事有十分，而功名至七八分，则受之不为过，享之不为侈，天地鬼神亦安然付我矣。若只管多方做虚套，求益功名，专事粉饰，而实事不继，实苦不受，最难瞒是久远。一旦败露，天怨人恶。”他认为，身为将帅，只要脚踏实地的干事，尽力报效国家，虽不事张扬，人们也会知道你的功绩，即使受到一些挫折甚至不公正的待遇，最终也会公论有归。“为将者，或立功而不蒙酬禄，或行好而人不见知”，以淡泊的心态处世，才能荣辱不惊，事事谦让。戚继光将战场上的敌人视作“外寇”，将功名利欲视作“心寇”。他认为，一个将帅在战场上战胜外寇并非难事，战胜功名利欲则十分困难。如果不能战胜功利的诱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将帅。他说:“将兵治边寇，惟恐不胜。至于治心寇，却弗加意功名利欲。与心为敌，无异于寇。能剿外寇者却不能攻心寇，可不省旃。” “故谓去外寇易，去心寇难。能去外寇而不能惩忿窒欲，以治腹心窃发之寇者，不武也。”

“退不避罪”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对江山社稷的高度责任感，所以忧国忘身是古代将帅必备的首要品德。《尉缭子·武议》云:“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授桴而鼓忘其身。”就是说：将帅接受了领军作战的命令，就不能再想家事了；军队出发行军宿营，就不能再想念亲人了；到了战场指挥战斗，就不能考虑自己的安危了。这是战争规律的需要，也是将帅应有的崇高责任感，所谓“为将忘家，逾垠忘亲，指敌忘身。”古代兵家的这类言论有很多，如《吴子·论将》说:“受命而不辞家，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将苑·将志》说:“故善将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壹意而已。”把名、利、宠、辱完全抛开，只有一个思想，就是为国捐躯，这才是将的弘志。《草庐经略·忠义》说:“第将非忠义，何以为立功建业之本，而使三军感动兴起乎。” “此衷一定，断不回移。有时勋业光天壤，于素志固惬；即身与时屯，心随力尽，亦足洒此一腔热血，稍报君恩。倘图身念重，循国心轻，受人之任，孤人之托，即万年以下，犹令人唾骂矣。”戚继光也要求为将者需“奋立志气，凡于艰苦利害、死生患难都丢在一边，务要学个相似”。

然而，“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在现实中真正做到却相当不容易。就战争领域而言，这关系到将帅的功过是非，甚至身家性命。历史上大量的事实表明，在违抗君命的情况下，将帅们打了败仗自然是人头落地，但打了胜仗也不一定有功。所以，平庸的将帅总是唯君主之命是从，从不敢说一个“不”字。结果是民族遭殃，国家受难。中国历史上称这样的现象为“中御之患”。就现实社会而言，也存在“一切唯领导马首是瞻”的现象，如果自己的意见与领导相左，则要么闭口不谈，要么自我检讨，这符合所谓的“潜规则”，它的“好处”是，即使将来工作上出了问题，造成损失，责任也在领导身上，自己不必承担什么后果。但可怕的是，领导者本身上面也有领导，很多部属下面也有部属，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不唯实”、“只唯上”的恶劣风气。所以，领导者的思想道德修养之优劣，将决定着整个事业的生死兴衰。那些具有卓越的政治素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披肝沥胆、以奉献为荣，把国家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领导者，才真正称得上是国家的“珍宝”。

 

二、“圣人贵静，静则不躁”的处事态度

 

关于将帅的处事态度，明朝军事理论家尹宾商有过一段精彩论述：“兵，武事也，而以静为主。静则无形，动则有形。动而有形，必为之擒。……是故圣人贵静，静则不躁，而后能应躁。”孙子也有一句深具哲理性的名言，即“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 “静”意为沉着镇定，这是为将者谋求取胜之道的必备素养。在战争中，军事力量的表现形式无非是动、静两种。当力量处于动态时，一般是为了调动敌人，创造战机，经过正面交战达到军事目的；当力量处于静态时，一般是为了隐蔽行动企图，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所以《尉缭子·攻权》中指出“兵以静胜，国以专胜，力分者弱，心疑者背”。

从军事哲学的角度看，“动”、“静”二者是辨证统一的。其一，“动”和“静”是相对的，依条件互相转化的，作战形势要求动就应立即动，需要静就应迅速静；其二，“动”和“静”都应是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特别是静绝不是消极等待，而是待机而动；其三，必须把握好“动”和“静”互相转化的时机，特别是由静转动的时机，静不是目的，寻找机会进攻战胜敌人才是目的，“静非不动，不妄动也”。当形势需要我“静”时，正是敌人盼望或诱使我“动”之际，那些修养不够的将帅，或者经不起敌人的激将法或残暴行为的刺激，结果盛怒之下失去理智，或者被眼前小利所迷惑，轻举妄动，影响全盘。只有将不浮躁，军队才不会轻率行动，军队行动谨慎，就不容易暴露自己的弱点，敌人就不容易找到可乘之机。可以说，“静”与“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在冷静的精神状态下，将帅能够思路开阔，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判断准确，能充分发挥智力，出奇谋，定奇计，做到“多算胜”，军队则能够保持良好的战斗状态、良好的纪律和秩序，能够坚决执行命令，彼此密切配合，协同动作。在浮躁的情绪下，将帅处于智力低潮，容易受情感支配，不能全面仔细地分析情况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容易恃勇轻敌，凭一时冲动决定对策，从而导致部队容易恃一时之勇，贪一时之利，轻举妄动而不知进退分合的变化，甚至受制于敌。

杜甫曾称赞诸葛亮“指挥若定失萧曹”，一个优秀的将帅必须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糜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从不急躁，从不狂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惟有在这样的冷静状态下，思维才能保持正常。这种冷静，首先表现为一种理智。我们要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能够把激化的问题冷处理，同时还要承受常人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具有一种常人所不具备也无法理解的沉着和稳健。这种冷静还表现为一种忍耐。当一项事业需有较长时间才能建立，一项工作需有较长时间才能见效，或作一件事情时机尚未到来，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要懂得忍耐，学会忍耐，善于忍耐，是讲要冷静，勿急躁，要有韧劲和耐力，不能够心想事成，也不能干脆放弃，半途而废。我国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论持久战》。目前我国经济建设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任何急躁冒进的情绪都会造成严重损失。总之，宽容和忍耐合起来概括为一个“软”字，是“柔”的表现，是“柔韧”的表现，“柔韧”也可以称之为“优雅的铁腕”，它也是心理能量的表现。

冷静的心态往往是成功的必要因素。一般来说，人们只要不是处在激怒、疯狂的状况下，都能保持自制并做出正确的决定。健康、正常的情绪，不仅平时给生活带来幸福、稳定、畅快，而且能在大难临头时，帮助你逢凶化吉，转危为安。梁启超曾说:“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还岳梦中飞”。世界虽沧桑变化，我心事定，无论你怎么变化，我心里有数。的确如此，古今中外，凡是伟人，定有遇事不慌，沉着冷静的特点，只有不被“泰山崩于前”摄神障目，不被“麋鹿兴于左”乱意分心，领导者才能获得一种持久定力，以更高远的战略眼光，作为关键时刻进行战略决策的心理底数。只有这样的心理底数，才能由大眼光生大境界，由大境界生大决心。

 

三、“先之以身，后之以人”的领导艺术

 

古代兵家认为，只有将帅时时身先士卒，处处为人师表，才能带出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队，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诸葛亮说：“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曾胡治兵语录》强调：“做好人，做好官，做好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7](p.77)所以，历代名将为了将自己的部属培养成好人、好官、好将，大多强调“身正”，他们把“正己”看作是衡量将帅人格力量的重要内容和治军的根本大计，把能否做到“正己”提高到治人、治国的根本战略高度。

其一，责己从严。这是古代兵家对将帅人格力量的基本要求。尉缭子认为：“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支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黄石公三略·上略》说：“良将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以身先入，故其兵为天下雄。”关于责己从严，古代兵家认为有三层含义：一是要求将帅对错误过失要敢于承认，不推诿他人。如《司马法·严位》指出：“若使不胜，取过在己。”说明军队如果打了败仗，将帅要引过以自责。二是强调将帅作为军队的指挥者，不仅要注意形式上的“严”，更要注重本质上的“严”。本质上的严是源于一个人的内心的，是从他对事物深刻的认识开始的，而不是被迫的。凡是能够真正严于律已的人，都是能严格对待自己思想的人。同时，出现失误和错误时，不仅在思想上要认识错误，行动上要敢于加罪于自己。正所谓“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样做不但使自己今后少犯或不犯同类的错误，“改过不贰”，还有警示他人的功用。三是做到引过自咎，不仅不会降低将帅的威信与权威，相反更能提高将帅的威望，产生更大的向心力和统御力。

其二，甘苦共众。古代兵家非常重视将帅与士卒甘苦共众，在生活上,强调“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故三军之众，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然，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在战场上,强调官兵“同安危，共生死”。明初军事家刘基指出：“凡为将之道，要在甘苦共众，如遇危险之地，不可舍众而自全，不可临难而苟免，护卫周旋，同共生死”。在思想上,强调官兵“同理想，同憎恶”，为将者要“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在古代兵家看来,“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与士卒同思、同想、同憎、同爱，在思想感情上引起的共鸣，足以弥补物质力量上的不足。

其三，清正廉洁。“公生明，廉生威”，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重视官员的清廉与公正，从治军角度出发，兵家更强调将帅必须清正廉洁。《黄石公三略·上略》指出，“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滩，能制军权。”历史地看，强调清正廉洁，确实是一种人格修养问题。它不仅是一个人的行为作风，还是一种道德品质。兵家们感到这种品质对于统率军队的将领非常重要，就在于它可以教人独善其身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养成一种好的风气，凝聚人心，形成战斗力的。特别在官兵朝夕相处、随时准备执行作战任务的军事集体，将帅如果贪污腐败侵占士卒经济利益而导致人格力量弱化，立即就能在实战中得到报应。正所谓，士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将帅从自身做起，持身清廉、公正，以无私为本，就能以廉生威，使将卒团结一心，众志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