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陈杰思
中华民族重视孝道，视家庭为道德教化的基本细胞。《礼记·学记》说：“建
但是，有一个现实的难题摆在大家面前，在现代人时间紧迫、压力较大、事务繁多的情况下，一般人不可能皓首穷经，去系统学习浩繁的经典。《三字经》、《弟子规》只是入门之书，主要学习四书五经，学了四书五经还不够，还要学习汉代董仲舒、唐代韩愈与柳宗元、宋代二程和朱熹、明代王阳明与黄宗羲、清代曾国藩的著作。学了儒家的还不够，还要学道家、佛家及其它诸子百家的代表之作，还要学习各种家训、家规，学了之后还要能提取精华，大量背诵，融会贯通，并且还要理解、体证、践行、运用，还要运用大量的事例进行参悟。完成以上过程，非花二十年的功夫不可。许多人不可能付出二十年的时间代价，只能支离破碎地学习一点点，或是望而却步、半途而废，或者只是停留在入门之处。
笔者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阅读了大量《四库全书》中的大量经部、子部、史部典籍，读了大量的中外思想家的著作，也阅读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形成数千万字的读书笔记，在挖掘、分类、阐释、理解、体证、比较、考察、践行、运用、发展十个方面下大功夫，将中华民族的道德、价值、精神、智慧、成功之道、管理之道结合成整体，形成《中华义理》十卷本，建立了包含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纲领、132个思想主体的国学教育体系，简称为十纲百目。一般学习者直接学习《中华义理》十卷本，就可以省去漫长的二十年的探索时间。《中华义理》可以作为当代家道家风建设读本，许多家庭采用共修的模式来学习《中华义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而五常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体系，应用于家庭之中，即成为各种家训、家教、家规的来源。在当今社会，我们仍然可以运用五常之道来建设家道家风。
仁：仁爱是以人的良知、善良本性为根基的爱，仁爱以人的良知为核心，依据远近关系向外层层扩展而形成自尊自爱、爱亲人、爱人民、爱天地万物四个层次。倡导“仁”的精神，可以养成中华民族相互关爱、重良知、重道德的民族品格。“仁”是儒家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和道德准则，“仁者爱人”是孔子关于“仁”的最本质的概括。仁爱之心是内在的，但必须有被爱的对象，而且被爱的对象能够感知到爱，所以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孔子是把爱亲作为仁爱扩大的基础，他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具体的做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亲人的利益出发，站在亲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满足亲人的正当要求，解决亲人实际的困难。仁爱之道首先从家庭中开始践行，因为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的感情是最真诚、最深厚、最持久的。传统家训主要是论述父子、兄弟、夫妇三种关系。在父子关系上，强调父慈子孝。明仁孝文皇后认为，要做到“上慈而不懈，则下顺而益亲”，否则就会出现“父不慈则子不孝”。对待仆人和邻居也要有仁爱之心。例如：袁采叮嘱家人，婢女大了要送还其父母，仆隶无家可归者应养其老；郑板桥嘱咐弟弟烧掉前代家奴的契约债券。对待乡邻要宽厚待人，扶危济困，做到“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郑太和等《郑氏规范》）仁爱之道表现在家庭中，主要体现在个五方面：长辈对晚辈表现为慈，晚辈对长辈表现为孝，弟妹对兄姐表现为悌，兄姐对弟妹表现为友，夫妻之间表现为爱。宋人范质在《诫从子诗》中说:“诫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明人姚舜牧在《药言》中说：“圣贤开口便说孝悌，孝悌是人之本，不孝不悌便不成人了。孩提知爱，稍长知敬，奈何自失其初，不齿于人类也。”
义：义既指高尚的行为与气节，又指包括公平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社会道义体系。倡导“义”的精神，可以养成中华民族见义勇为、重视整体利益的民族品格。当“义”和“利”发生冲突时，应该把“义”放在首位，按照“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的原则去做，不能“见利忘义”。不能为了个人私利而不顾社会的整体利益，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只能在符合“义”的前提下去获取利，做到义利合一。要体现“互惠互利”的原则，在为自身争取利益的同时，必须首先“利他”，以“利他”的方式实现“利己”，达到“利他”和“利己”的和谐统一。在夫妻关系上，儒家强调夫义妇顺，提倡“嫁女不论聘礼，娶妇不论奁赀。”（姚舜牧《药言》）夫死允许改嫁（蒋伊《蒋氏家训》）。孟子推崇大丈夫的精神气概：“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传统家训注重培养人的高尚气节，具体表现为个人气节和民族气节。人要有高尚的道德境界，有信誉，讲义气，信仰坚定，一身正气。他们认为，人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富贵、名利，理想、荣誉、人格更为重要。“为人祖宗父兄者，惟愿有好子弟，所谓有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时夸耀闾里者也。谓有好名声，好名节，与日月争光，与山岳争重，与霄垠争久。足以安国家，足以风四方，足以奠苍生，足以垂后世。”人要有高尚的气节，远离庸俗苟且的流俗，洁身自好，淡薄名利，出污泥而不染，不为低俗所同化，不为庸俗所浸染，正如王夫之所言：“俗气如糨糊，封令心窍闭；俗气如岚疟，寒往热又至。”（王夫之《示侄孙生蕃》）“丹可灭而不能使无赤，石可毁而不能使无坚……”。“贫莫贫于无见识，贱莫贱于无骨气。”缺乏骨气，就沦为低贱；放纵情欲，就难保气节：“难操而易纵者，情也；难完而易毁者，名也；贫贱而不可无者，节也贞也；富贵而不可有者，意气之盈也”。（翟博：《中国家训经典》，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508、99、494页）人处于贫寒之中，但贫不意味着贱，在贫困中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家处穷约时，当念守分二字……人当贫困时，最宜植立自守衡门之节，若卑诌于豪势之人，不独自坏门风，且徒取人厌，其实无济于贫乏也。”（张艳国：《家训辑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要树立良好的家风，传之后世。魏晋南北朝时期徐勉：“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軿；如其不才，终为他有”。（《梁书·徐勉传》，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礼：礼是道德行为规范与文明行为规范的总和。婚礼、丧礼、成人礼、生日礼、祭祖礼，都是重要的家庭礼仪。孔子讲“不学礼，无以立”，要求“约之以礼”，“齐之以礼”。荀子也讲：“礼者，所以正身也”，“礼以成文”。中华人文礼教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行为规范与文明行为规范，体现出仁爱、和平、秩序、优美等人性原则，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对“礼”的倡导，可以养成中华民族谦逊好礼的民族品格，获得了“礼仪之邦”的美誉。中国有博大精深的礼文化，《礼记·礼器》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礼是人与动物的重大区别，《礼记·曲礼上》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动物只能依据生物本能而行动，而人则必须按一定的文明规范行动，通过礼表达互相的尊重与友好。传统社会中的家规、族规，就是礼文化在家庭中的具体运用。清代安徽环山的《余氏家规》指出：“家规之设专主于教，宜无事于法，然不能不借法以行教。”各种家训谆谆告诫子孙千万不要沾染赌博、酗酒、游手好闲、搬弄是非等不良习性，对沾染恶习的子弟们，则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诸如杖责、鞭挞、开除族籍等。有的家庭还规定举行定期的家庭会议，譬如《庞氏家训》规定，每月初十、二十五两天召开家庭会议，全家老小都来参加。会上，各人讲述半个月来的劳动生活情况及所见所闻，或进行反思忏悔，或进行劝告勉励，从而产生“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效果。家庭礼仪中最重要的礼仪就是立牌位，牌位可以分为以下多种：天地圣亲师位、天地君亲师位、天地国亲师位、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本姓祖先之神位、孔子神圣画像等。建立此牌位的理论基础是：“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
智：包括重视教育的精神、重视文化的精神、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求实精神、批判精神、反思精神、与时俱进的精神等。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非常重视“智”，非常重视文化教育，非常重视文化知识，也非常重视实践。他说：“知（智）者不惑”，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大学》中讲“格物致知”。《大学》有句名言：“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南宋朱熹将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穷理，是格物；求至乎其极，是致知。儒家倡导的智，是与仁相统一的智，仁智并重，仁智统一。《孟子·离娄上》也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是二者弗去是也。”在农耕社会中，许多家庭以耕谋食，以读谋道，耕读并重。霍韬《渭崖家训》中论述了子弟参加农耕的重要性，认为“幼事农业，则习恒敦实，不生邪心。”清人张英在《恒产琐言》中讲:“人家富贵两字，暂时之荣宠耳。所恃以长子孙者，毕竟是耕与读两字。”清人张英《恒产琐言》讲道:“人家富贵两字，暂时之荣宠耳。所恃以长子孙者，毕竟是耕与读两字。”科举制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晋身之阶，但是，如果读书仅仅是为了科举考试，就会歪曲读书的真正目的。读书的真正价值在于修身正己，而不在于求取富贵。清人唐彪在《唐翼修人生必读书》中说:“尝见人家子弟，一读书就以功名富贵为急，百计营求，无所不至。求之愈急，其品愈污，缘此而辱身破家者，多矣。至于身心德业，所当求者，反不能求，真可惜也。”朱伯庐在《劝言》中也说:“先人谓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只是此等人，便是不会读。此教人读书识义理之道也。要知圣贤之书，不为后世中举人、进士而设，是教千万世做好人，直至于大圣大贤。所以读一句书，便要反之于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于书，古人是如何？此才是读书。若只浮浮泛泛，胸中记得几句古书，出口说得几句雅话，未足为佳也。”要用圣贤之书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看看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与圣贤的教导相符合。圣贤的书主要就是用来教导人的，所以，读书与做人不能分开，清人陆陇在《示子弟帖》中说:“非欲汝读书取富贵，实欲汝读书明白圣贤道理，免为流俗之人。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如此，亦叫得能读书。人若不将来身上体会，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作不曾读书的人。”读书要讲究合理的方法。郑板桥在《寄舍弟墨第一书》中指出“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并说：“若一部《史记》，篇篇都读，字字都记，岂非没分晓的钝汉!”郑板桥在《谕麟儿》一信中说:“阅书时见有切于实用之句，宜随手摘录”，并指出“若能分门别类，积成巨册，则作文时，可作材料，利益无穷也。”这些读书的方法对于我们推行经典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有的家训主张用填写《功过格》的方式以培养自己的品德，如明代袁黄的家训《训子言》将“功格”和“过格”各分为50条，每一条都标有做此事后应得的分数，要求儿子每天晚上认真填写，这样“日日知非，日日改过”。
信：信即真诚、诚信。诚是真诚、诚实、虔诚之意，而信则是信用、信誉、守信之意。真实，是万物存在的重要标志。诚信，是做人的根本。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孔子讲“民无信不立”，孟子讲“朋友有信”，《中庸》讲“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在当代社会，诚信是确保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精神。诚信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上，《中庸》讲：“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以仁立诚，以义立信。当诚信原则同仁义相冲突时，就要“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同时，诚信又成为仁义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诚信，仁义就变成假仁假义。如果只是口头上讲仁、义、礼、智，而不真实地实践它们，仁、义、礼、智丧失诚信之基础，那么，仁、义、礼、智都会变为虚伪的东西。倡导“信”的精神，可以养成中华民族待人真诚、做事认真、诚实守信的民族品格。交友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诚信。许多家训反复教诲人们要慎重交友，近君子，远小人，交“敦厚忠信，能攻吾过”的“益友”，不交“谄谀轻薄，傲亵狎，导人为恶”的“损友”（《朱熹给长子书》）。对于不良的朋友，要持谨慎态度，姚舜牧在《药言》中说:“交宜亲正人，若比之匪人，小则诱之佚游而荡其家业，大则唆之交构以戕其本枝，甚则淫欲以丧其身命，可畏哉!”交了有益的朋友，可以增长自己的德性和智慧，杨继盛在《杨忠愍公遗笔》中说:“拣着老成忠厚，肯读书，肯学好的人，你就与他肝胆相交，语言必信，逐日与他相处，你自然成个好人，不入下流也。”与人交往，要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才会有进步。元人许衡在《许鲁斋语录》中说:“凡在朋侪中，切戒自满，惟虚故能受，满则无所容。人不我告，则止于此耳。不能日益也。”在劝谏的时候也要讲究正确的方法，清人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说:“朋友谏诤，须求有济，不可自谓直谅，令人有难受之实，徒贻拒谏之名。忠告善道犹后，积诚而动，自令人不忍负。不信，未可轻言谏也。”明人杨继盛在《杨忠愍公遗笔》中讲了许多具体的朋友相处之道:“与人相处之道，第一要谦下诚实，同干事则勿避劳苦，同饮食则勿贪甘美，同行走则勿择好路，同睡寝则勿占床席。宁让人，勿使人让吾；宁容人，勿使人容吾；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亏；宁受人之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则即时丢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