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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勇:子贡与儒商精神

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杜勇:

子贡,春秋卫国(今河南浚县)人,姓端木(或作沐),名赐,字子贡(或作子赣)。受业于孔子,尤擅言辞;常相于鲁卫,卓有政声;侧身于商贾,家累千金。由于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各方面的卓越表现,子贡备受后世推崇。本文仅就子贡经商活动及所蕴涵的儒商精神略作分析,阐述具有普适价值的中国儒商文化。

孔子门徒众多,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是也。孔子曾将其出类拔萃的门徒分为四类:“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这是孔子对门徒求学问道的情况加以比较,言其各擅胜场。子贡才思敏捷,能言善辩,是言语科的佼佼者,被列为孔门十哲。现在我们所关注的,是孔子对子贡经商致富又持何种态度。

说到孔子对子贡经商的态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这样一则文献: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

这段话常常被人理解成孔子“在为颜回鸣冤叫屈的同时讥讽子贡”,即扬其有德者,抑其从商者。实际情况恐非如此。所谓“赐不受命”不在贬抑,而是说子贡不像颜回那样安于本分,潜心向学,而是经商求财,以致二者生活境况大有差异:颜回“屡空”而贫,子贡“屡中”而富。这种比较,如同孔门四科各有俊才一样,其中或许有些遗憾与无奈,却并无抑此扬彼的深意。事实上,孔子对子贡一直是非常器重的,曾把他比作宗庙之器“瑚琏”(《论语·公冶长》),以表尊贵。又说“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称赞他的从政才干。特别是孔子病重行将就木之时,子贡前往探望,孔子说“尔来何迟也”(《礼记·檀弓上》),师生间的深情厚谊溢于言表。可见孔子对子贡的立身行事,不是贬抑而是赞许。

然而,“罕言利”(《论语·子罕》)的孔子,不只坚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做人原则,而且表现出超然物外的境界,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鲁国季氏已经够富有了,弟子冉求还“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非常生气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对聚敛财富如此愤恨,为什么偏偏能够容忍子贡的“货殖”行为呢?前贤曾有解释说,子贡经商为“少时事”,待入孔门,“至闻性与天道,则不为此矣”(朱熹《论语集注·先进》引程子语)。又说“所谓货殖云者,不过留心家人生产,酌盈济虚,使不至困乏耳。非籴贱贩贵,若商贾所为也”(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货殖列传》引崔述语)。这些说法是根本讲不通的。《史记·货殖列传》载:

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

这里清楚说明子贡经商理财是在“既学于仲尼”之后,否则前引孔子对颜回、子贡贫富的比较就无从发生了。而《货殖列传》所列人物,范蠡居首,子贡其次,白圭继之,都是“家累千金”的富商大贾,怎么能说子贡只是酌盈济虚,并非商贾所为呢?在朱熹等人看来,籴贱贩贵有损圣人形象,乃至不顾史实,曲为之说。

其实,孔子对经商致富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并非毫无原则地一味加以反对。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又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这是说富与贵是人人都想得到的,关键是要得之有“道”,也就是要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来获取。“不义而富且贵”是可耻的,“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则是值得称道的。冉求帮助季氏提高田赋,聚敛民财,是为不义之举,所以孔子号召学生“鸣鼓而攻之”。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执鞭之士”就是拿着鞭子守卫市场大门的人,如果能够正当地获得财富,孔子也不怕干如此低微的工作。这说明孔子对于商人是区别看待的,他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不守市场规范、投机经营、牟取暴利、坑害民生的奸商贪贾,至于采取正当的营利方式,以“道”谋利的良商廉贾,是不在孔子贬抑之列的。

那么,子贡采取的是何种营利方式以至得到孔子的认同呢?

关于子贡经商的营利方式,孔子谓其“货殖焉,亿则屡中”,司马迁说“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货殖”一词,今有学者译为“囤积投机”,贬斥的意味很浓。但司马迁作《货殖列传》则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史记·太史公自序》)即谓货殖是“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的智者行为。又“废举”云者,《集解》云:“废举谓停贮也。与时谓逐时也。夫物贱则买而停贮,值贵即逐时转易,货卖取资利也。”《索隐》引王肃云:“废举谓买贱卖贵也,转化(货)谓随时转货以殖其资也。”又引刘氏云:“废谓物贵而卖之,举谓物贱而收买之,转货谓转贵收贱也。”可见子贡的营利方式就是“买贱卖贵”,不宜另作曲说。

马克思说:“贱买贵卖,是商业的规律。”这是针对前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说明但凡经商都不能不依循这个经济上的规律,子贡当然不能例外。事实上,不只古代社会如此,即使到了现代社会,商贸活动本质上仍是买贱卖贵,区别只在于商业利润的分配方式不同。当国家利用税收政策合理调整商业利润的分配比例,商业活动也就成了利国利民的进步事业。买贱卖贵,人皆可为,但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巨富的。以子贡为例,孔子说他“亿(臆测)则屡中”,说明这种买卖本身还有不“中”的风险。所谓“亿”就是对未来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预测和把握。如果预测和把握不准,原来买进或囤积的货物,不要说贵卖以牟利,搞不好还会血本无归。所以孔子说子贡“亿则屡中”,既是表明子贡的富有,也是对其经营智慧的赞叹。这个智慧的具体体现,就是在经商过程中能够准确把握好一个“时”字。子贡“与时转货赀”,范蠡“候时转物”(《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白圭“乐观时变”(《史记·货殖列传》),都是做的“时”字文章。“时”在这里所体现的是一种经济规律,亦即生产与交换的关系、市场供求关系和物价涨落关系。可见买贱卖贵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商业投机活动,它需要准确把握生产与流通的联动关系,预测市场变化的客观规律,精通商品营销的微妙技巧,才能达到“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的目的。这是一种大智慧,自非心术不正的投机商人所可比拟。孔子认同子贡的经商行为,原因就在这里。

子贡既是孔门弟子,又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自可称为儒商。但这样狭义的理解并不具有普适价值。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从子贡身上发掘儒商精神的真正内涵。大致说来,高迈的智识,高尚的德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有机构成儒商精神的本质特征。

先言智识。智识是在广博知识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人生智慧。子贡结发束脩,受业孔门,学有所成。他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并非只是一个语言技巧问题,根本上还是不同凡响的智识在起作用。子贡勤学善思,每有独到见解。子贡曾问《诗》于孔子: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这表明子贡读书不囿于接受现成结论,还有举一反三、鉴往知来的能力。通常认为商纣是十恶不赦的昏君,子贡却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他还认为人无完人,即使君子也不免有其过失。但是,“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这些见解都相当深刻,富于辩证精神。子贡问学,既重视书本知识,也关心现实问题,具有学以致用、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论语·子罕》云:

子贡曰:“有关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这是说有美玉不能光藏在柜子里,有好价钱是可以卖出的。此所体现的正是儒家积极人世的思想。孔门弟子“问政“的不少,以子贡提出的治国三要“足食、足兵、民信”(《论语·颜渊》)尤具卓见。孔子认为子贡为人通达,从政是没有困难的。这也反映出子贡以知识服务于现实的求学指归。其后子贡“常相鲁卫”,表现出过人的政治智慧。当鲁国即将遭受齐国进攻,国家面临危急存亡之秋,子贡挺身而出,施展其外交才能,先后游说于齐、吴、越、晋诸国,把战争的火焰从鲁国引开,从而达到了“存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目的。

前面说过,子贡在经商方面也表现出一种大智慧。他“与时转货赀”,即是对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与洞察,从而在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商业资本运作中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在广博知识基础上形成异乎常人的经营智慧,子贡最多也就是一个酌盈济虚而聊以糊口的小商小贩,与“家累千金”的商界巨子是遥不相涉的。

次言德操。商人总是要牟利的,但牟利是需要讲究方式的。那种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经商者,当然谈不上什么德操。孔子主张经商致富要义字当头,“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与其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的人生哲学是相表里的。子贡对仁的理解,也有具体的想法: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在孔子看来,子贡说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不止是仁,而且是圣德,连尧舜恐怕都难于做到。从自己身边的事做起,能够立己又立人、达己又达人,这就是践行仁道了。子贡秉承师道,胸怀仁心,表现出卓然可风的商德。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曾使用“廉贾”与“贪贾”两个概念,其经营方式是“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是说廉贾讲求薄利多销,五分取一;贪贾逐利不厌其厚,三分取一。贪贾就像贪官一样,是做不长久的;廉贾则如同廉吏,“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按照司马迁作传的体例,子贡自在廉贾之列。事实表明,子贡的精神境界确实不同于见利忘义、贪得无厌的贪贾。如出使越国时,越王以“金百镒,剑一,良矛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相送,他就坚辞不受。当然,廉贾营利,讲求薄利多销,注重规模效应,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营销手段还是前面提到的“取与有时”,正所谓“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价),而谨司(伺)时”(《战国策·赵三》)。这种薄利经营方式虽然说不上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但对于调节市场、平抑物价、解困民生总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子贡曾问孔子,是否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孔子回答说:这大概就是“恕”了,具体做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是说做事要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立场想问题,若是自己都不能接受的,就不要强加给别人。它体现在经商活动中,就是诚信勿欺的商德。不以抬高物价坑人,不以伪劣产品害人,利从义中取,财从信中来,这才是良商所为。子贡的经商活动,奉行“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的准则,崇尚“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的嘉训,诚信为本,取之有道。其志善然,其德粹然!

三言责任。社会给商人提供了赢利的舞台,商人也有回报社会的责任。子贡曾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这里的礼既代表国家的政制典章,也包括人的行为规范。“富而好礼”意味着商人应该遵守国家的规章制度,维护国家利益。弦高轻财犒师,退秦存郑,是商人报效国家的典范,以至成为千古美谈。《吕氏春秋·察微》说:“鲁国之法,鲁人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这是说子贡用自己的金钱赎回了在别国沦为奴隶的鲁国人,依照制度可以从国库如数领取所付的赎金,但他拒绝了国家的赔偿。能用自己的钱去办国家的事,当然不会不择手段,损害国家利益,诸如偷漏税收之类。《史记·货殖列传》说:

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相助)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聘享是当时诸侯国间的一种外交礼仪活动。《左传·昭公三十年》说:“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军之事于是乎使卿。”子贡以国家卿相身份出使他国,“结驷连骑”是够排场的,重要的是他所带的“束帛之币”应极为丰美,才使他国诸侯对其礼敬有加。既然聘享属于国家外交活动,其“束帛之币”当由国库支出,而子贡出使却以个人财力负担。这不只说明他财富“饶益”,更是其“富而好礼”、为国担当的表现。子贡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资助乃师讲学授徒,为其周游列国创造条件,“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也有益于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

《盐铁论·贫富》说:“子贡以著积显于诸侯……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称其仁。”所谓“富者交焉”,即是“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等活动,而“贫者赡焉”,则是对贫穷人士的周济与救助。可见经商致富的子贡,对国家、对个人,无不表现出一种“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社会责任感。

从子贡这里,我们看到了最早的儒商风范,也领略到了真正的儒商精神。子贡的经商活动,以其高迈的智识,高尚的德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开创了中国儒商文化的先河,无疑堪称中华儒商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