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全兴:两个“老祖宗”都不能丢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总结和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除了马克思、列宁“老祖宗”外，还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马克思、列宁“老祖宗”和中国自己的“老祖宗”都不能丢。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两个“老祖宗”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的双重历史任务。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自由、幸福。无数仁人志士，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武器，要靠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均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之本，一贯强调马克思、列宁“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亡党亡国。这是我们观察和讨论一切中国重要问题（包括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基本原则，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走上邪路。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除了马克思、列宁“老祖宗”外，还有没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呢？这是我国舆论宣传较少涉及的问题。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和主要发展者马克思、列宁作为自己的“老祖宗”，这是合乎逻辑的。同样，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除了马克思、列宁“老祖宗”外，还应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这也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中国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而且是优秀的一分子，血管里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思想文化上受惠于数千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滋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和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倘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否认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那他就是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在中华民族就没有存身之地，也就不是真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

从更深一层的学理层面讲，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要在中国发生作用，开花结果，就必须中国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血肉相连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在这两方面的结合中，虽然前者是主要的、基础性的，但后者也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把研究历史提到与研究理论、研究现状同样的高度来说明，指出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数千年的珍贵历史遗产。他本人博古通今，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精深的了解。他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社会的现实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三者的有机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的，是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这是无可置疑的，但它的有些思想，尤其是它深层的精神，则源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源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这同样也是不争的事实。如独立自主的思想并非来自于马列和共产国际，而是来自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屈于任何外力的独立自主精神。按照马克思主义，工人无祖国，强调的应是国际主义。按照共产国际的章程，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应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以我为主，以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最高利益，在尊重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同时，又抵制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主张，从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又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指导下，打破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包围、封锁、侵略和干涉，顶住了帝国主义西化、分化的图谋，使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之本，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活的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就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因此，丢掉了中国自己的“老祖宗”，就等于中断了中国历史、中国血脉和中华文明，同样要亡党亡国。

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在西方取得实践上的胜利，倒是在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国取得胜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等有利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现实矛盾的特殊性、尖锐性、复杂性。但也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是与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灿烂文明的大国密切相关的。试想，即使是最好的种子能在贫瘠的沙漠中长成参天大树吗？不可能。因此，从这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实践上的胜利绝不是偶然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是其扎根、开花、结果的必要条件。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说得好，毛泽东思想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的，“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中共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说明比今天流行的表述更为全面、准确。今天的表述舍弃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这反映了我国理论界对毛泽东思想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理解上有偏颇。这种理解上的偏颇直接导致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忽视。

长期以来，我们只认马列一个“老祖宗”，不认在马列之外还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不认孔子、老子、墨子……孙中山等“老祖宗”。结果不重视学习历史，对历史知之甚少。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固然很重要，但这是历史学家们的事，哲学史家们的事，而不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家分内的事，我们的任务是读马列的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自然要刻苦地、认真地研读马列著作，力求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若仅仅停留于此，那是很不够的，还不能算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只能算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者，甚至很可能是一个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其实，认真学习和研究历史，继承和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传统，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责无旁贷的应尽职责。今天，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和专门的学者们可扪心自问：自己对中国历史文化究竟知道多少？很多理论家和学者仍然是像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指出的那样，言必称外国，只会记诵马、恩、列、斯的成语，“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这是笔者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忘记中国自己的“老祖宗”的缘由和根据。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应是中华历史文化的总结和概括，具有中华民族的民族智慧、民族精神、民族灵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这已是我国理论界、学术界绝大多数人的一种共识，但在如何理解结合和怎样进行结合上，则有不同的见解和做法。

较为流行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其中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结合主要是用丰富的中国思想资料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原理具有普遍真理性，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有一致性，帮助读者理解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可提高读者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这种理解和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一种浅层次的、通俗化的初步结合。但这种理解和做法，实质上是把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当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注释和证明”。因而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和做法并未能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实质。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应是：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科学地总结和概括，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珍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欧洲文明的总结和概括，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应当是数千年中国文明的总结和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应具有中华民族的民族智慧、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在上世纪30—40年代，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是什么思想、理论和实践，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智慧、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从哲学上讲，我们不能否认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在某些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智慧、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但最能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智慧、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思想，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多层次、多方面的复合体。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也可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进行。就层次而言则有：民族精神（文化精神）；民族传统；历史经验；文化诸方面的具体内容；神话传说、成语典故、民间谚语等思想资料。就文化的诸方面而言则有：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历史、文学艺术等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是民族精神层面的结合。这种结合应是两者基本精神不露形迹的、自然的融合，如毛泽东所做的那样，而决非是简单的引证和外在的拼接。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智慧、民族精神、民族灵魂融合为一体才算真正地中国化。这里有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什么的问题。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活生生的、发展着的，其内涵既广且深，决非一两个命题和论断所能概括。计其主要的则有：独立自主、维护统一的爱国精神；自尊自信、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时俱进、日新变革的创新精神；崇真求实、经世致用的实事求是精神；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精神；协和万邦、爱好和平的精神等等。这些精神互相渗透，其中最核心的则是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分地吸取和发展了这些精神。

至于就哲学方面而言，中国化的成果则不尽如人意。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虽然十分注重吸取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但从内容到体系仍未能摆脱外来的影响。有的学者至今仍把上世纪30年代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当做不可逾越的形态。2006年3月，笔者在南京大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顾问、专家和南京大学哲学系师生做学术报告时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绝不仅仅是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引用中国古代哲学的某些思想资料，而是要在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哲学做出总结和概括，从内容到体系均有中国特点，青年学生读了我们的哲学教科书，要能从中领悟到中国哲学精神，体会到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灵魂。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的哲学家下一番苦工夫，研究和把握中国哲学的精华，并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融为一体。

 三、要十分警惕中国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大胆吸取世界文明成果

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优良传统，也有糟粕、不良传统。而事实上精华与糟粕、优良传统与不良传统往往交错在一起，往往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提倡天下为公、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这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美德，永远需要继承和发扬。但另一方面，它又有忽视、以致抹杀个人利益、个性自由的明显缺陷。中国古代以德治国，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但又包含明显的片面性，轻视物质利益，以人治代替法治。中国传统优良道德要继承和弘扬，但它毕竟是农业社会、专制主义制度下的道德，而非现代社会的道德，因而不可盲目全盘肯定。按照中国传统道德来修养，可以修养成一个温文尔雅、恭顺听话的人，但决不能修养成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富于创新的现代人。

中国没有经历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基础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铁犁的翻耕。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对封建旧文化中消极因素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对此不能低估。专制主义、家长制、一言堂、官贵民贱、官本位、等级制、强同斥异、无个性自由、崇古尊圣、因循守旧、夷夏之辨等等封建的坏传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国学热、尊孔热的今天，在大力提倡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珍贵遗产的时候，我们应有一个冷静的清醒的头脑，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避免崇古尊圣习惯势力的复起。在提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时，一定要十分警惕中国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的前人不仅没有为我们准备好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而且也没有为我们准备好必要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只有封建专制的传统，而缺少民主自由的传统。这是当代中国国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像中国这样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西方反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千方百计图谋西化分化我国，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高度警惕。但我们决不能由此拒绝批判地借鉴西方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既是同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根本对立的，又是在借鉴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必须面向世界，大胆吸取世界文明成果，在中国化的同时做到时代化、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