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孙见喜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不可以简单论之。据研究,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有三个来源:一是马列主义,二是中国革命实践,三是中华传统文化。他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学到干革命的立场、观点、方法;从《水浒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等古典文学和经典中获得军事斗争的灵感;从《资治通鉴》中学习治国经验。在毛泽东庞大的思想体系中,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斗争哲学”,又有“人定胜天”、“造反有理”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悖的地方,他甚至在
一、“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说:人民是我们的活菩萨,我们要从人民身上去学习那种“承受苦难、为而不有”的高贵品质,共产党人应该象念佛一样时时刻刻念着人民,念着人民的高贵品质。
毛泽东早年就特别重视研究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1920年3月他在写给周世钊的长信中说:“我想暂时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可有资比较的东西。3、吾人如果要对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所以说,毛泽东是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入手的来全面考虑中国的问题,建国不久,他在和一个亲戚谈话时引用中国古圣先贤的话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去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他这里引用的话就出自《管子·牧民》和《史记·管仲列传》。人们常说的毛选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短文中,毛泽东集中阐述了人民的崇高及历史上大公无私、执着顽强等中国故事,他引用典故、典籍来论述他倡导的道德理想。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这正可说明毛泽东有普渡众生的胸怀。他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人法则与佛法的“利他”同旨。《大智度论》卷第二十节说:“慈悲是佛道之根本。”人无慈悲之心,怎么可能去“专门利人”呢?毛泽东著作中引用的中国历史故事、先贤名言不胜枚举,可以说毛泽东思想的底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二、毛泽东与中医
1913年,毛泽东在他的《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在这里,毛泽东注意到了中医很“微妙”,“常人难识”,意思唯高人可识。在井冈山的红军医院里,许多病症都用中草药治疗。毛泽东说: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还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由于革命战争的恶劣环境,毛泽东主张中西两法治疗。因为国民党的封锁,出自城市的西药能运到解放区的很少。但中药就地可采,一些土单验方更是方便快捷,一把葱根半块生姜就能治感冒。八年抗战中,太行军区收治伤病员13万余人,治愈10万余人;解放战争期间,收治伤员100余万人,治愈率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中医药有巨大的贡献。山东淄博中医院教授曹元成先生说:“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西医西药上不了井冈山,毛泽东批示部队用中药内服外治,使好多红军战士的伤病得到治疗。
1940年在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强调必须团结中医,使之发挥作用。
毛泽东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这后来成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他还题写了“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题词。1953年12月,毛泽东听取卫生部领导汇报后说:“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是依靠中医。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我们要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该年12月底,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休息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其次是《红楼梦》和麻将。”这三大贡献代表了医学、文学、体育。毛泽东把中华文化放到世界文明的高度上进行评价,目光不谓不远。尽管毛泽东再三强调要重视中医,但当时的卫生行政主管领导却依然我行我素,甚至把1929年就上书民国政府取消中医案的主角余云岫捧为座上宾。毛泽东主席在1953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谴责民族虚无主义,撤销了卫生部两位副部长,重新组建了领导班子。1954年,毛泽东明确指出:解放后卫生部门有宗派主义情绪,对扶植中医不积极,导致中西医没有团结好,责任主要在西医。他指责中央和各地卫生部门领导对中医中药抱有严重的粗暴的宗派主义态度,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同年,毛泽东谈到中药时说:“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要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书来。”同年
1958年10月,毛泽东再次肯定中医药,他明确指出:“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同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中写到:“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七十到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本年的
1974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经研究比较,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施针拨术治疗。
三、毛泽东与书法
作为语言和思想交流的工具,毛泽东不但拒绝了建国后立即废除汉字的建议,还身体力行,传承汉字的书写艺术。有人说他的书法是老笔纷披、苍劲超逸、气贯长虹,势吞日月,如此有个性的书法,应该是洪流有源,巨乔有根。目前可见到堪称书法的毛泽东手迹有100多幅,其中有题辞、信札、诗词等,较早的作品有1938年给吴伯箫题的“努力奋斗”。1949年12月出国访问苏联,毛泽东随身携带了《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时时研读,这部“法帖”是乾隆十二年皇帝命吏部、户部官员将清宫内府所藏历代书法精品刻碑500多块嵌于北海阅古楼墙间,后世以此拓制成书作为书法范本。从1955年开始,毛泽东就请身边工作人员为他备置多种碑帖于书房和卧室,以便时时心摹手追。他去世前的二十年中,手边所存拓本及影本碑帖600多种,亲自研读过的碑帖达400多种;
论及毛泽东的书法,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陈秉忱,此人是清未著名金石家陈介琪的曾孙。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之前,需要先和对方签订一个文件,这份文件就是由陈介琪正楷缮写的。1950年毛泽东去苏联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正式文本,也是由陈介琪正楷书写。《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封皮隶体书名还是出于他的手笔。他在谈论毛泽东的书法时说:“毛主席十分重视我国传统的书法遗产,并借以奠定自己的书法基础,但决不就此停步。更可贵的,是他推陈出新,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不断演变,不断发展。毛主席早年攻楷书,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主席阅碑帖的情形和大量的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写书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浇灌滋润出毛主席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
毛泽东在谈到自己练习书法的心得时说:“学字要有帖,学好后要发挥。习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他曾给著名书法家舒同说:“书法这门艺术,应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取诸家之长,创自己风格。”毛泽东对待革命,也是同样的手法,广采博取,为我所用,走自己的路。毛泽东曾给舒同说:“我练字历经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1年以前,打下书法基础;第二阶段是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第三个阶段是1938年到1949年,我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四大家族;第四个阶段是进北京城后,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也就欢快飞动了。”人评梁武帝萧衍的书法是:“飞走流注之势,惊棘峭绝之色,滔滔闲雅之容,卓荦调宕之志。”借此以评毛体书法,正可得其所哉!总之,在书法领域,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继承,是惟实惟真,全盘而扎实,忠诚而出新。
四、毛泽东与诗词创作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由胡适等提倡白话文后,文言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几乎同时,中国文坛出现“自由诗”,代表人物和作品如郭沫若之《女神》,胡适、刘半农、徐志摩的“新月派”诗歌等等。一般来说,“自由诗”始创者为19世纪美国的惠特曼,代表作是《草叶集》。“自由诗”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是伴随着对古体诗词的批判一路前行的。这种批判以胡适的言论为代表,他批古体诗词是:“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28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和复杂的感情……新诗的发生,不但打破七言五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在这个潮流行世的数十年间,毛泽东却坚持创作中国古典诗词,他的诗词伴随着他遍踏山水的足迹一路歌唱,既抒发他的豪情壮志,又讴歌壮丽山河,这里有战地黄花,有马蹄声碎,有俯视人间的高渺,又有深入肌理的情思,有游仙的妙曼和畅想,还有前行的展望和警言……所以藏克家说:“毛泽东诗词是个说不尽的话题。”毛泽东崇敬屈原,喜欢“三李”的诗(李白、李贺、李商隐),他评点、手书、引用过的古典诗词有1600余首,涉及400多位诗人。
从1958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到2003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收入诗词72首的《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其间各种版本异彩纷呈。毛泽东从1910年17岁写的《七古·咏哇》到1975年底最后一首写给周总理的《诉衷情》(见
毛泽东说:“许多词是在马背上哼成的。”“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毛泽东在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指出:“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这说明在写作技术上,他是尽心追求的。今天看来,他的诗词可能不是尽善尽美,但他一生坚持古典诗词创作、主动保护这份文化遗产的精神永远值得今人深思。世界各国包括苏联、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西班牙、智利、阿根迁、美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翻译并出版了毛泽东诗词。
诗歌是文明人类抒发情感的共同艺术形式。毛泽东的书法和诗歌,都堪称时代一绝。他大气磅礴、龙飞凤舞的书法艺术,折服了整个书法界。而他1936年2月红军会师时所作的一首词《沁园春·雪》,曾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难倒了雾都重庆的所有诗词大家。通过毛泽东的书法和诗词,使人们更深刻地领略了这位时代巨人的胸襟、风采、智慧和气魄。字如其人,诗如其人。毛泽东在他的书法和诗词中所体现的豪情与雄放、气势与抱负、理想与浪漫,是毛泽东人生实践的艺术折射和生动写照。
综观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在文化观念上充满了中西两派的对立,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作为领袖人物,他们思想深处也是两种观念在打架。这种中西文化立场对撞的现象也延续到当今之世。著名学者摩罗说:“在直接关系到当下之中国立场、中国利益和基本道义的问题上,中国不少知识分子也是这副洋奴嘴脸。美国军队炸毁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我们说,那肯定是我们的大使馆干了错事。美国军机在中国南海领空巡逻,并撞毁了中国的军机,我们说,中国的军机就不该离它那么近。美国悍然发动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我们说,这是文明和民主的胜利——我们甚至这么快就忘记了,当年西方列强就是以文明的名义前来屠戮中国的。我们之所以不懂得在国际秩序中必须强调中国立场和中国利益,还处处为西方国家及其政客着想,就因为我们一直以奴隶的身份跪在西方文化和西方国家面前,忘了抬头、直腰、伸腿,忘了挺起脊梁。回望历史,玛雅文化失传了!古巴比伦文化失传了!古埃及文化失传了!唯有中华文化延续了下来,中华民族应为此而骄傲。”著名作家韩少功说:“有些知识人似乎被洋枪洋炮打懵了,只能一直靠西方批发想法,总是忙于打听西方的说法,争着在远方学界的注册名录里认领自己的身份,以至文化软骨症重到了残障程度:比如明明是说及吾国吾民之事,却念念不忘在在关键词后加注译名,否则就如无照驾车和无证经商,足以令其惶惶不安,足以招来同行们的窃笑和声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