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张践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认知体系，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及观点所构成，反映了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并为其服务，成为其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思想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精辟地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无疑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最广泛的共识。
但是在主流意识与形态之外，还存在着众多的非主流意识形态。这些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现实，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样的，一是由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导致社会众多阶级的存在，在不同的阶级中还可能存在不同的阶层或集团，他们的意识形态也不尽相同；二是由于意识形态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一些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一些国外的意识形态也会经过多种途径进入我们的社会。对于非主流意识形态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其中有些类型是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的，更多的则是非对抗性的，甚至是基本一致的，可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补充源，甚至逐渐融入主流意识形态。儒学作为中华文化千百年流传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优秀内容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厚土壤，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资源，这一点已经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
现在的问题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存在“两头热，中间冷”的情况。高层领导很重视，把重要意义、工作方针、指导思想都讲清楚了；众多专家学者也呼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要重建对于中华文化的自信。在基层，传授国学、学习国学的积极性也很高，而中间却出现了“梗阻”，有的地方教育部门和意识形态官员对此认识模糊，有的思想上不认同，对传统文化多有曲解、误解和担心，采取“不支持，不反对，不干预”的“三不态度”。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执掌意识形态的领导部分长期垄断主流意识形态的特权，拒绝儒学进入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于是就导致儒学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以一种自发的状态在民间发展。由于儒学实际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引而自发发展，就容易导致了儒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张力加大，主要表现在儒学宗教化和儒学民间化两个方面。
儒学宗教化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思潮，一批自称为“大陆新儒家”的学者，希望继承康有为的事业，把儒学建设成一种可以媲美欧美基督教、中东伊斯兰教的宗教。借助当代社会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帜，他们以宗教的形式建设儒学，希望形成一种有独立的宗教组织，形成自己的信徒队伍，建立自己的宗教学说的新型宗教。他们认为在西方国家实现政教分离之后，宗教完全可以脱离政府的干涉，如果将儒学也建设成一种宗教，就可以获得一种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自由传播的权利。在儒学宗教化的一派中，更有极端者提出要突出儒教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整个中国当代政治都应当在“国教—儒教”的指导下发展，建立通儒院、国体院、庶民院，以此代替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甚至提出“儒化共产党”，“用儒学作为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等极端口号，只能引起对“儒学复兴”运动持怀疑态度的对立派的反感，并为对手提供最佳的批判口实。
儒学民间化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主要表现是对于古代书籍中记载的“儒学”照搬照抄。于是在一些学校和书院，违背了少儿认知规律和成长规律，不教孩子们认字，不向孩子讲解经文的内容而只背经书，从两三岁到八九岁，有的孩子已经背诵了数万字的经书，但把经书上的字写出来却不认识，更不明字义，把孩子们训练成了“复读机”；有的追求古代礼仪的形似，一定要孩子穿上所谓的“汉服”、“唐装”，模仿古人行古代的礼仪，不仅造成了生活的不便，而且也导致一些伤害孩子的现象发生；有些所谓的“国学大师”以捍卫国学的纯洁性之名，大肆宣扬抵制境外先进文化，把一切西方的文化都称为“文化侵略”，以中医排斥西医，以传统反对现代，以宗教反对科学等等。在儒学保守化的趋势下，实际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庸俗化，二是原教旨主义。所谓庸俗化就是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演成了“古装戏”，严重脱离现代社会生活；所谓原教旨主义就是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名义下，否定社会的现代化，否定改革开放，夜郎自大地认为中国古代一切都好。这一切当然都与正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中国大国发展战略相违背，难得到大多数国人的认同。
且不说儒学宗教化和原教旨主义的可行性，仅这些极端口号提出，就已经引起了社会上强烈的反对之声。批判首先来自于传统的“马哲”阵营，习惯于意识形态一元化时代的思想家，对于突然将曾经的评判对象变成共处的伙伴十分不习惯，于是不能以传统国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将儒学意识形态化，与马克思主义对立只能死路一条之类的指责不一而足。这类的忧虑集中到一点，就是担心儒学会冲击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儒学保守化的倾向则主要引起那些积极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西学”阵营的反感，长期与“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友，使他们对两千多年专制制度及其思想甚为抵触，担心儒学的复兴将会引起封建主义思想的回潮，传统的德治主义观念将会影响国家民主化进程，干扰了依法治国。形成于自然经济时代的儒学，可能会影响青少年对科学知识的尊重，妨碍国人对科学知识的热衷，使中国又回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例如
对此，我们提出一定要积极引导儒学复兴运动的发展方向，尽快实现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融合，使之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精神力量。只有实现了儒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融合，才可以认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本身就包含着与中国文化的结合。长期不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的结合，很难说真正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另一方面，儒学本身也只有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指导主流意识形态的融合，才可以说完成了现代化转换，才真正是适应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传统儒学进行新的诠释，只有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才能更好地完成儒学立德树人、寻求智慧、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的社会功能，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最为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深厚的软实力，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这里我们要注意儒学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问题，笔者以为，至少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要以文化的形式，而不要以政治的形式融入主流意识形态。提出这样的观点并不是要否定儒学中具有丰富的政治文化资源，而是说不要以传统儒学形态直接插手政治事务。在没有完成儒学体系的现代化转换之前，直接拿传统的儒学政治观念为现代政治进行论证，很容易出现北朝鲜那种“作党的忠臣孝子”之类的政治笑话。政治学家认为：“在任何国家，作为政权合法性依据的官方意识形态只有一种，这里探讨的主要是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官方意识形态。”（杨光斌主编：《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其实不仅中国如此，就是实行思想自由政策的当代西方国家，也毫不犹豫地宣布，其政治意识形态形态只有一种。正如亨廷顿所说：“人们常说美国人的特点就是笃信‘美国观念’所体现的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人权、法治和私有财产制这样一些政治原则，由这样的信念团结在一起。……理查德·霍夫斯塔说得最简明扼要：‘我们国民幸运，没有几种意识形态，而只有一种。’”（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这里所说的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主要指政治意识形态而言，作为为政治权力和经济基础合法性进行直接论证的政治意识形态，只能是一元的，否则将会引起社会的动乱。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体系，包括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等多种形式，不能仅仅由政治意识形态唱独角戏。只有哲学、法律、宗教、文学等等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充分融合，才能成为一部雄浑壮观的交响乐，产生对社会的最佳宣传效益。在当代中国，承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论证的，只能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不容其他学说染指。但是这不等于说，其他意识形态形式不能和政治意识形态实现贯通，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根据笔者的预测，儒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向经历了现代化洗礼的基督教一样，也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挥保证现代社会稳定发展的作用。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时代，对黑暗的中世纪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基督教受到的冲击绝不亚于儒家文化。但是基督教并没有因此消亡，除了少数思想家走上了无神论的道路，大多数思想家则是走向改造基督教，重新诠释基督教的道路。欧美主要发达国家，都走上指导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指导公民道德生活的终极价值分途的道路。在启蒙运动中激烈批判基督教的思想家卢梭，朦胧地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建立“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他说：“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他信仰的那种宗教能够使他们热爱自己的责任，这却对国家关系重要大。”在他看来，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一个不遵守法律的人，也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所以公民都应当信仰宗教。但是这个宗教不是中世纪那种排他性的基督教，而是经过宣言重建的“公民宗教”，“公民宗教教条应该简单，条款不多，词句精确，也不必注释。全能的、智慧的、仁慈的、先知而又圣明的神明之存在，未来生命，正直者幸福，坏人遭惩罚，社会契约与法律的神圣性，——这些都是正面的教条。反面的教条我只把它限于一条，那就是不宽容。它是属于我们所已经否定过的宗教崇拜的范围之内。”（卢梭著，州长治译：《社会契约论》，载《西方四大政治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416页）经过教外启蒙思想家和教内宗教改革家双向努力，“公民宗教”的实践在欧美大多数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一方面国家制定宪法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防止任何宗教再度获得国教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基督教作为整个欧美政治文化的底色，成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文化符号，道德理论的终极依据，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稳定价值、和谐群体、消解矛盾、提供理想的作用。
而儒家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基因，完全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基因、终极价值。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只有植根于这样丰厚的文化土壤，才能深入人心，成为全民族的精神共识；只有接续上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才能生机勃勃，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我们所说儒学实现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贯通，就是要发挥这样的作用。
第二，儒学要以教育的形式而不是宗教的形成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熟悉儒家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儒学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传统宗教瓦解，神权思想动摇的时代。孔子提出：“未知生，焉知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尊重宗教信仰但是和宗教保持一定张力，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古代社会已经实现了政教分离。不论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还是从外国传入的宗教，都被排斥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从来没有佛教、道教成为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情况。在当代实行宗教信仰的自由的社会氛围中，表面上看将儒学定位于“宗教”可以减少儒学的发展障碍，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也就把儒学永远排除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了。因为当代世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另一面，则是严格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不仅不允许宗教进入政治领域，更是坚持宗教与教育的分离，不允许进入国民教育系列。儒学宗教化的结果，就是自外于“国民教育系统要承担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责，被关在大中小学的门外。
自古以来，儒学的发展就没有独立的教团组织，没有自己的宫观教堂，而是在教育事业中不断传承发展。从孔夫子开始，就是以“万世师表”的形象流传于世，历代儒者也多是以教师的职业安身立命。“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官员的身份和教师的身份可以转换。汉武帝“表章六经，罢黜百家”之后，官方只设立“六经博士”，学校和书院就成为儒学传承的主要形式。特别是科举制度实行以后，更是强化的儒学与教育的紧密联系。儒学只有进入了国民教育系统，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传承方式。不然总是在官方举办的体制外运行，很容易产生与体制内的机构离心离德现象，产生与政治的张力。当前克服儒学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自发”现象，关键也在于尽快实现教育领域中儒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融合。当儒学进入国民教育系统之后，将会把一些经过理性处理的儒学知识传给下一代，使他们学会正确辨识儒学经典什么内容是适合现社会需要的，什么是正负参半的，什么是应当扬弃的。因为历代的学校都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长期受到儒家人文主义学术传统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反对极端主义、神秘主义、庸俗主义，是坚持儒家真精神的最好载体。在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中间传播的“儒学”，才最容易符合儒学的本来面貌，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完成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当代中国各级学校的教师，担当者传承中华血脉的神圣使命，对民族复兴大业责无旁贷，“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