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朱康有
作者简介：朱康有（1967—），山西平陆人，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副主任。
编按：《中国经典经济学——对中国本土经济学关于自然、人生和财富的本质及其关系的贯通式总结》，钟永圣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不到4年时间里6次印刷，作者进入国家财政部文化大讲堂和清华大学的讲座；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一改国内经济类图书版权交易劣势，此书版权被西方购买）。本文对《中国经典经济学》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挂一漏万之处还请原作者和读者见谅。
“复兴”是接续根本的再度辉煌，这其中就有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之“根”和“魂”。除了借鉴和融入世界潮流之外，习主席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治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能指望和听从任何外来的国家和民族给我们指手画脚，必须立足于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国情以及五千年历史带来的文明自信。2014年习主席在儒学大会上的讲话中，两次提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价值之一在于其“经世致用”。在“经世致用”的智慧中，即蕴含着我们的“经济学”——它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经济学”，毋宁可以说是“经世济民”之道，是“中国经典经济学”。
一、传统文化有无“经济学”理论？
2008年，一场世界性的经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给人类发展带来深重灾难，至今复苏乏力，未走出其阴影；而量化宽松等手段表明，政府的措施似乎黔驴技穷。灾后人们反思，为什么那么多甚至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就没有引导人类避免呢？实际上，绝对地说，自从西方的经济学诞生以来，除了像马克思等少数思想家揭露或提供有效途径以外，西方社会即没有彻底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或许说，他们根本无心彻底解决——如果彻底解决，就要了他们的“命”。手段或措施不能不说没有，比若说国家干预、自由主义等等短期内很有效果，甚至几十年的“繁荣”、高福利的保障，亦掩盖了问题的实质，遮蔽了其弊端的暴露。
是经济学理论出了什么问题吗？是，亦不尽然。亚当·斯密奠定的完整的古典经济学，除了《国富论》，还应包括其《道德情操论》。因为经济学不只是建立类似自然界规律的数理模型，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人类活动中的经济学。因此，西方原本意义上的经济学，可能除了增长财富、追求利润的功利因素之外，理应包括调节人与人活动的道德准则的制约、规范、引导。遗憾的是，近现代西方“短视”的经济学，假借数学科学的名义，诱惑人们进入上、下“交征利”的“王国”。人类现当代的大部分冲突（包括人与自然的冲突），如果说根本动因在于经济利益的话，那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是不是应该负一个很大的责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和它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彻底的实践论哲学联系在一起的。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站在全人类解放的高度，从“平等”角度着眼，超越了狭隘意义上的“经济学”——同样遗憾的是，这一理论不但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边缘化，即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经济发展中亦被边缘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大的功绩在于，它在同样逻辑严密体系背后的“公平”或“正义”的伸张。它远远超越了狭义经济学中的“分配调节”学说。从中国文化的视野看，它饱含着道德经济伦理的思想内容。尽管它侧重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秘密分析，但同样能够为我们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重要的基础。只是我私下认为，建立在分析思维基础上的《道德情操论》，或许非常适应西方人重建经济学的“口味”，但它并不太适合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发掘我们传统的人文伦理，以指导事理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更能切合今天中国人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仅有伦理道德的说教，没有经济学的理论。只是由于国人百余年的一味批判、一味盲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人们已经不知道也不屑于去挖掘自身的“宝藏”，而成了失去文化自信后沿街托钵乞讨的“孤魂”。那么，中国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究竟如何去理解呢？它和今日“科学的”西方经济学又有什么差异呢？
中国历代经济之数，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货殖列传》和《平淮书》到班固著《汉书·食货志》开始，就逐渐从无到有，直至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汇集《食货典》，卷帙浩繁。“货殖”即是“生财”之义，而“货值列传”其实就是“发财史”；“食货”是物质产品的代表，是关于生产情况的统计数据，历代《食货志》就是各个朝代的“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活动本身是“事”，记录其“数”的是《食货志》，记录其“理”的是中国的经典，“四书五经”提供了更加专门化的理论基础。《管子》、《商君书》以及姜尚、范蠡、白圭等人的实践，更表明中国本土经济学理论总结和经济实践都达到了事理相应的阶段，具足“理、数、象”三方面的内容统一。
东西方文化体系在精神本质上的差异，导致现代人一方面习惯了以西方的分科式学术思维看问题，另一方面对大化无形的中华经典缺乏认识和体悟，看不到以整体体悟式思维为特点的中华文化的系统性和贯通性。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于今天某一学科领域的技能学问不称“××学”，而是叫做“××道”或者“××术”，例如商道、医道、武术等；在道与术两方面有独特之见的学派，称为“××家”，例如儒家、道家、墨家等。同样，在中国古代，经济学并不称为“经济学”，而是命名为“经济之道”和“治生之术”，《易经》中称为“理财”（《易经·系辞下传》：“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或用上面提到的“食货”、“货殖”来表达。
就中国文化来说，不能够真正助益国计民生的任何学问，不论冠以何名，都不会是“经济学”。中文语境的“经济”中的“济”所组之词，如“接济”“周济”“同舟共济”都是帮助别人或者互相帮助的意思，与“经”合在一起，是“以经济世”的简称，乃达则兼济天下的学问，通常指运用源于自然的恒常大道之理，实施安邦定国的宏图大略及其实践。顾名思义，“经”为公理，“济”为应用，是把师法天地、道法自然的公理智慧应用于造福黎民百姓、天下苍生的学问，实际上包含了使整个社会和谐、富足、安定的理念和致用韬略。它和西方的“economics”由于文化土壤不同，二者在层次、境界和通达方面产生了本质差异。简单地说，中国古代的经济学是义利并行、伦理贯通、性相不二、道术兼备的体悟式、践行式学问，西方经济学是偏重自利、伦理薄弱甚至缺乏、执着事相的分科式学问。经典蕴含的经济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主张节俭，不刺激消费，否则必导致浪费；主张财富随取随用，不单纯累积财富，“多藏必厚亡”；政府和市场同是伦理秩序，和谐互补，是“治道之要，贵在不扰”的“中道经济”；和气生财，不事竞争，自强不息，“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诚信为本，世代相传，精益求精；明码实价，适得其利，不取暴利，得利最大。生财的大道就是做人的大道，经济的学问就是做人的学问，是经世致用的“外王”事业与内圣的完美统一。经济资源的特点不是“有限性”和“稀缺性”，而是具有“德行相应性”。市场的真正动力在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在于竞争。“看不见的手”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自然道德伦理，或者叫因果定律。
经济问题的本质就是道德行为问题，是伦理问题。财富既然是善德的结果，那么经济风险的规避，就是一个弃恶扬善的伦理道德行为问题。经济之道就是道德实践，就是伦理的施行，就是自然秩序的体现，有一点没有满足，经济运行不会和谐顺畅，就会产生动荡和危机。道德就是一种资本，是继实物资本、人力资本之后，“经济学”认识到的第三种“资本”形态。满足衣食住行“经济”，是解决身体的物质需求，更高层级的经济学是救助和解决人类整体的物质和精神问题。中国本土经济学，一是具有独有的“德本财末”、德财相应的经济观念。春秋末期曾子在《大学》中明确总结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西方经济学在衡量“最大化”的时候，用上了财富、收入、盈利、租值和功用五个指标，中国本土的衡量概念是福、禄、寿、喜、财五福，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概念更广大，更人性，更以人为本，而不是简单的“商品”堆积。二是具有以“天人本一”为理论基础的独特理论体系。三是具有独立的历史实践。中国经济史印证本土经济学。二十四史的记载表明，就国家经济整体观之，无非一条是因德而兴，另一条就是败德而亡，虽然“金玉满堂”，但“莫之能守”。经济的本质是伦理德行的外化，遵守自然伦理，就兴旺发达；悖逆自然伦理，就动乱衰亡。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成就，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中国本土经济智慧的结果，而不是听从西方经济学的结果。
二、中国经典经济学的原理
1.道德决定论
道德一词在中华古文明中是道与德两字的叠合。道指宇宙大自然的本根，是一特殊的存在；德是道这一本根的功能体现。道和德是宇宙的最根本的物质及其最根本的性能，即其体和用。《管子·心术上》中说：“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也有把道德二字连在一起作一词使用的，如《管子·内业》中说：“凡道必周必密，必宽必舒，必坚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泽薄，既知其极，反于道德”；《庄子》中所说的“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这里讲的不是真正的社会道德，它属于广义的道德，指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本身的体性特征与规律功能表现。道与德虽然有些区别，但两者又是难以分开的，因为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所以《管子·心术上》中说：“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
万事万物按照自身的特殊的规定性进行运动变化。由于事物的体用实现过程是在大自然中进行的，同时又是出于自身的自然而然的规律，也就是说，不是外界强加给它的，所以可称之为自然道德。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无不具备这一道德形态，如无机物的性能及其各种运动变化，生物的生长发育等体性功能及其规律变化，都属于自然道德。我们知道，人这个物种不管它多么高级与特殊，但它仍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即人是自然的人。因为人这个物种也必须遵循自然道德的规律。人体内进行的新陈代谢的生命运动变化，统属于自然道德的范畴。伦理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整个宇宙的关系。
无形无象、无所不在的道与德是可以通过体察并予以践形的，德本身就是修炼。如《庄子》中说：“德者，成和之修也。”就是说，使人的行为达到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的修养就是德。又古之德字又作“悳”，《说文解字》中解释说：“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管子·心术下》中说：“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德。”不要被外界的事物扰乱了你的感觉器官，进一步地也不要让感觉器官把内心的精神世界扰乱了。如果能做到这样，里边有个主宰，外面不乱，这就是内德。修德就是修道。古人把修炼有成则称为得道，实际上就是通过修养与提高道德水平，使自己不仅能体察到道的体性，而且能留住自然界的道气为己所用，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
在人的社会活动中，伦理关系就是经济关系，五伦决定了经济分工。《素书》有云：“人之所宜”，在本质上是对自然伦理的遵从，每个人认同自己的社会角色，尽职尽责，就是素位而行，就是天然的分工。在各自的岗位上，五伦之义尽到，人道尽到，即符合天道，也就是符合自然伦理。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就是天然的合约，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最低，所以道德伦理是社会效益的根本。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爵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者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伦理的执行没有交易费用。如果伦理的运行出现了交易费用，就是人出现了不会做人的情况，道德水准下降了。故此，经济学就是人学。
目前学术界所讲的伦理含义比较狭窄。我们今天所讲的伦理道德属于儒家所称述的“礼”的内容。《礼记·礼运》中说：“礼义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把礼义作为养生的重要内容；人的伦理道德还能够返回到自然道德中，从而可以说与天地道德也是相通的：这些观点和我们现在的伦理学是有区别的。
2.德者生财论
德者生财。《黄帝内经》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古时中国称致富为“治生”、“货值”、“生财”，关键在于一个“生”字。《论语》中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财富的多少是善行累积厚薄的结果。有德者必可有财富，但是德者未必求财，德者的财富形式也未必是金钱的形态。《易经》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从变易规律中指出了不易的财富代际延续问题。
败德失财。《了凡四训》中说：“有千金之产者，必是千金人物。”经济的结果不过是人的素质的外在表现，是心理谋划的物质体现。伦理道德是和天体运行一样客观的存在，顺之者昌，逆之则亡。为富不仁者必败家道，富不过三代是也；勤俭持家，乐善好施，不过三代必兴旺发达。世间的个人和家庭的运势就在这种交替中“高低起伏，冬去春来”。人事如此，国家也是如此。索罗斯认为：“代理人应该代表其代理人的利益，但事实上他们趋于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所应代表的人的利益之上。代理问题已经被经济学家广泛分析过，但完全是从合同和经济动机的角度出发，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伦理和价值观问题。而剔出伦理因素，问题就变得很难驾驭。如果诚实和正直取向在人们的行为中失去控制地位，人就会日益变得只受经济动机的驱使。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的‘价值中立’，实际上是消弱了道德价值观。”（[美]乔治·索罗斯：《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提高道德的过程就是增加财富的过程；道德败坏的过程就是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灾难的过程。
布施生财。古代经典认为财富是布施行为的自然果报，要想自己富有，要勤修布施；要想得财，首先要有能够舍出去的德行。很多人嗜财如命，要其捐赠出去如钝刀割肉般舍不得。“布施”是揭示“不失”的事实真相，捐赠貌似把自己的财物、服务“给出去了”，好像是一种失去；其实是没有失去，是一种真正的获得。所谓“舍得舍得，不舍不得”，你想要收获，不是先把种子撒出去了吗？经济学上，凡是想要回报的，不是首先得投资吗？也是一种撒种。资本其实就是一种财富的种子。
和气生财。礼之用和为贵。和气生财不但适用于个人，对于国家也是一以贯之的不易法则，自古传言：“家和万事兴”。《孙子兵法》曰：“上下同欲者胜”，亦是家（国）和万事兴的兵家版本。众人同心其利断金，所以成功的事业一定是在一群具有和谐氛围的领导人率领下完成的。分裂闹矛盾的组织或者国家一定受损衰败。
3.德财德用论
挣钱是能力，但如何用钱，则是对智慧的真正检验。布施既是生财法，也是用财法。其他用钱的方法还有：
悖入悖出。曾子《大学》曰：“道德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古代经典认为，钱是王、贼、水、火、亲“五家共有”，不只是你自己的。钱财即使一时为“非其人所得”，也必然会在日后发生五种情况而失去：被水冲走，被火烧光，被盗贼抢去，被国王没收，被亲属争夺。百姓所谓：不是好道来的财，也不会有什么好的花法。不是辛勤赚来的，其出也快。从腐败的广度和前赴后继的现实来看，中国伦理经济学的教育迫在眉睫。就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接受了错误的经济观念，接受了错误的财富观念，才使一代又一代原本“组织考核合格”的公务员变成了飞蛾扑火的贪官，使一代又一代本可以生财有道、守法得财的公民变成奸商诈客，使国家受损，使祖庭受辱。
积财丧道。财富周流不息，融通有无，造福天下。囤积不用，等于暴殄天物，主事者必受其殃，“多藏必厚亡”。财富五行属水，为天地血液，融通周转，润泽百业千家万户，必要积蓄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如果过度囤积，就会凝滞。现代社会认识到“可持续”才是发展的内涵，即中国经典所言的“生生不息”。现代经济学执着于“所有权”，其实拥有所有权而不使用，等于没有。金库中的金条或者保险箱中的珠宝一放几十年，是谁的呢？自己其实在欺骗自己。
三、《管子》：中国经典经济学的有形理论
《管子》一书是中国“最全面、最系统、最专业”的经典经济学著作。现存《管子》76篇，约十分之七论述经济，约十分之五是“经济专题研究”。如果中国经典经济学的多数经典都是“无形”的经济学存在，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密教”法门，那么《管子》则是唯一“有形”的经济学存在，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显教”法门。亚当·斯密如果是“鼻祖”，那么在这个鼻祖之上2500年的高度上还有一个“太祖”。
天道伦理经济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把社会物质条件作为政治和伦理的基础，物质财富和伦理利益观念水乳交融。“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和“振其穷”这“六德”是国家政府的责任，也是经济之道的根本，“七义”、“八礼”也多和经济问题直接相关。把经济和德、义、礼一体论之，表达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伦理本质。而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认识，仍然是分析文化体系下的观念。
劳动与土地结合的财富创造观。“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也”，但是仅仅有土地而没有人的力作，国家是不会富强的，“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有了土地，加上人类的劳动，财富由之产生。国家贫困，主要不在于资源多寡，而在于劳动和经济制度，否则再多的资源也不会形成有用的财富。西方直到17世纪才有英国的威廉·配第提出“土地是财富的母亲，劳动是财富的父亲”的观念。
民情自利与民德为圣的全面人性论。“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故善者执利之在，而民自美安。”这段文字基本上涵盖了西方经济学的“大半江山”：自利假设、市场自由、自我调节、反对干预、政府守夜而民自富等等。管子不但认清人性中的自利倾向，令人难以置信地认识到民众集体的智慧具有大德，集体的智慧和圣人一样高明：“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民之观也察矣，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这分明就是说“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市场理论。“市者，货之准也”，物品贵贱，要通过市场检验；“聚有市，无市则民乏”，没有市场，不能交换，会使物资匮乏，供应不畅；“市者，可以知治乱”，通过市场上商品的盈缺和价格波动，可以察知国家社会的运行状况；“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天南海北的各种物品在市场上都可以具备，人人可以在市场上通过公平交易而和气生财；“市者，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市场能够显示出哪些产品过剩了，哪些产品脱销了，但是市场本身并不能解决生产的多少问题——相当于指出市场的交换场所特征，是流通的过程，而不是生产的过程；“市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市场有信息反馈的作用，促进生产者生产更多适销对路的产品。市场的本质、功用、局限，管子说得很清楚。
政府财政与宏观调控理论。减轻赋税收入，加强经济收入，特别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收入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唯官山海为可也”，通过市场法则来和人民做公平的、各得其利的生意。这种财政策略很高明，使人民感觉国家几乎不怎么征税。当时自然没有“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这样的词汇，而是叫做“国轨”，即国家政策对经济运行合乎轨道的规范。“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泰轨”，相当于社会发展基本纲要、规划。对粮食实行“平准”政策。
社会分工理论。管子从职业分类的四业分居论推出分工理论。他认为专于一种工作，熟能生巧，“成与务，能则专”。不但能节省时间，还能够提高产品质量。如果整个国家社会能够合理分工，布局合理，“明分任职”，就可以“治而不乱，明而不弊”。“不务则不成”，社会分工越是深入，则经济效率越高，“能则专，专则佚”，以相对少的时间做同样的工作，按照美国经济史学家熊彼特的观点，这就是创新，就是利润的来源。分工的发现被当作亚当·斯密对西方经济学最核心的贡献之一，是对历史的无知。
消费理论。在《管子·侈糜》一篇，系统地论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后世学人多以为管子的消费观念是矛盾的，一方面提倡节俭，另一方面又鼓励奢侈。其实这是不明中道、曲解管子真义的无知之见。凡事有法度，有中道礼仪标准，不可不足，也不可太过，所谓“俭则伤事，侈则伤货”。现在人理解的奢靡已经完全是指对纯粹消费的负面评价，而管子论述奢靡是从国家经济的角度说的，所以，在通古今之变的角度上，管子所说的不过度的奢靡是指“必要的消费是促进生产的条件”！
货币理论。《管子·轻重乙》中指出：“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通货”论述最早起源于管子。货币具有流通职能，“刀币者，勾渎也”，货币在国家市场上流通犹如血液周行于人体内的管道。货币是储藏的手段，“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余”。国家货物数量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数量要互相匹配。货币是支付手段，“士受资以币”。还有货币的黄金本位制设计以及货币的垄断铸造等思想。
价格理论。绝对稳定的价格对经济发展不利，价格在“衡”的一定幅度内上下波动，是货物随着市场行情自然发生的现象，才会有利于经济发展，“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国家对均衡的价格不能强行计划控制，否则会违反万物自然的起伏波动而造成祸害。
国家贸易理论。在国内贸易上，一方面鼓励贸易，另一方面限制大商人兼并，尽力保持农工商三业均衡：这同样是中道伦理经济的体现。为了扩大国际贸易规模，制定了固定的供吃供住的制度，“请以令为诸侯之商立客舍……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此为古代的“招商引资”做法。
四、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回应
1.自他不二：自利、他利和互利
以亚当·斯密为鼻祖的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被认为是“自利”，即人会在约束条件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被称为是“经济人假设”，运作机制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国家政府仅仅是“守夜人”，不能对市场经济插手，否则就是“干预经济”。后来，逐渐有“理性人假设”、“道德人假设”、“有限理性人假设”甚至“非理性行为假设”等等改进，但都是建立在“自利”的基础上。如果人人是自利的，那么这个世界怎么会是美好的？人活着还有什么尊严和高尚可言？如果人人必须在市场竞争才能生活美好，这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有什么本质区别？
中国传统经典经济学则是道德伦理的经济学，是自律的经济学，是通过他利达到自利的经济学，是通过自律达到自由的经济学。凡是谋取自利的学说都不是经济学，这是中国体悟文化产生的独有的智慧和认识，所以中国才是真正的“经济学”的故乡。当然大家也可以说东西方的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学问，可是在中国文化中，“经济”的本意就是治理国家乃至大利天下，决不仅仅是谋求一己之私的学问。懂得和如何济人、济家、济国、济世，才是真正懂得了“经济学”。除此之外，即使自号经济学，也不是造福世界的“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由于不能全面透彻地了解人性，所以错误地把“自利”当作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导致了200多年一直泥足深陷。在人性当中，有自利的基因，也有他利的基因。亚当·斯密所说的自利，实质上仍然是自利与他利统一的行为。即使屠户、面包师和酿酒师的心中没有一点他利观念，他们努力做好肉品、面包和红酒也都是事实上的他利行为，因为只有做得让人们喜欢，才能卖得出去，才能收回成本，取得利润，就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实现了商品卖出去这一“惊险的一跳”，才能实现自己自利的愿望。也就是说，不能实现他利就不能实现自利。经济行为一定是自利和他利统一的，而且是他利为先的行为。西方经济学的自利假设和满足市场需要的理论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即使主观愿望上没有他利的思想，甚至于出于自利的想法，在经济交换中也必须满足他利，否则交易就无法完成。所以，仔细观察市场交易中的交易行为，如果双方是自由自愿的，没有胁迫的势力和扭曲的因素，那么交易双方是彼此互利、各取所需的。同样的交易行为，把当事人定义为自利还是他利，有天壤之别：定义为自利，使事实上的他利行为受到抹杀，而且不利于人们的道德感觉和行为暗示，将把世界引向黑暗和丑恶。利他绝不是一般想象的那样，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先生”的空洞教化，会让他利的人自己一无所获，这绝对是歪曲和误解。努力按照能够实现市场交换的要求生产，本质上是按照“他利”的要求生产，就是一种美德，它可以把美德这种无形的财富形式变换为可触可摸的真金白银的有形的财富形式。
西方经济学鼓励竞争，是基于资源稀缺性的假设和人要自利的假设，必然要把社会引向自私自利的深渊。其实，经济发展的动力是自强不息而非竞争。只有不与人竞争才有真正的幸福与和谐。不竞争不是不努力，不是没有比较，而是自己“见贤思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好像是对的，然则是误导：天以何标准选择？不管怎样适应，卑鄙猥亵的人也比德行高尚的人更有生存机会？绝无此道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说人要有不断前进的意识，是和自己过去竞，而不是和他人争，只有不断进步的人才会符合自然之道。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市场，因为市场表现是人性表现。战胜自己人性中不定的一面，才能在市场中获得成功。按照司马迁的总结，经济管理的五种境界自上而下分别是：因之；利导之；教诲之；整齐之；与之争。今天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的市场竞争学说，就是第五种“与之争”的境界。竞争是一切不稳定因素的细微源头。世界进步的真正健康动力在于见贤思齐，在
“历史上，以道德代替法制来治理国家，一直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梦想。这是两千年封建社会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唐宋以来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法制环境下的市场经济，具有升华社会道德的力量。就道德论道德，阳春白雪，对牛弹琴，未必影响得了楼下的人。”（王则柯：《排队的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这样的观点在当下“经济学者”中具有代表性，这实在是时代病症深远流弊。没有道德观念的教育和提倡，中国文明绝不会五千年连绵不绝，早就亡掉了。没有道德的世界必定是毁灭的世界。就对社会破坏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没有比错误的西方经济学观念更可怕的学说了。西方经济学不但要为八十年来席卷世界的三次金融危机负责，还要为社会风气的毁坏和市场中道德的沦丧负责。
2.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互根互生的两种自然秩序
国家经济离不开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不逾矩”地自由运行（虽说是自由运行，但是要合规合道，就是今天所谓符合客观规律）。在不同的运行阶段，政府调控和市场主导是互助互补。二者若有一偏，则不得其正；这一点已经被近两百年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危机史证明。在西方经济学市场有效性理论的笼罩下，众多政府行为被思想束缚住了，似乎只要是政府的行政规划，就是“国家干预”，就是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就是破坏市场经济建设。市场有效的假说已经被经济现象证伪，市场失灵司空见惯。这是对市场的盲目依赖和迷信造成的误解。同样，国家政府的计划作用也曾被片面化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政府的界限在于“治道之要，贵在不扰”。任何一个家庭、企业和组织都需要“心”来做主。政府是国家之心，是“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是制定政策的；政府是国家之主，要稳、要定、要清、要静、要明、要亲，总之要“不扰”。政府能够策动，要能够带领，要能够保护，要能够扶正祛邪。在经济发展初期，犹如春季万物生发，需要阳气蒸腾，就是需要政府的原发策动。在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犹如夏季作物生长旺盛，播种耕耘之后，可以在生长期内任其自然生长。这个阶段，就可以说是“市场主导，政府是守夜人”，只要没有违规，大家相安无事。把市场定义为不受国家干预的机制，而在分析市场生产和消费时，又把政府和个人、家庭、企业并列为市场的行为主体，在理论体系上常有自相矛盾的情况。
财富与政治，是经济学的两个基本构成因素，中国经典经济学就是“财”与“政”平衡统一的经济学。政府的治理和经济行为必定是财政问题。财政的本质是经济学基础理论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财政政策和制度一定要在任何一个关乎社会公共伦理的领域维护社会整体的道德诉求，维护公平，体现正义。
政府是市场的孪生兄弟。市场履中道而行，政府就成为良好运行的市场的一部分，似乎看不见政府的存在。政府中正而行，市场就成为良好运行的政府的一部分，似乎看不见市场的存在。现代人熟知乃至迷信“在自由市场条件下，资源配置能够自动达到最优配置”的理念，却不知道“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这句地道的中国文言语的真正“经济学意蕴”：政府的统治之道难能可贵的是素位而行，清净无为，保证社会的基本秩序、公平原则和制度环境，不干扰民众的生产经营，那么万民自然安居乐业，市场自然有序繁荣：此亦可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了！
习主席在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对绵延5000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在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的今天，反思其不完善和错误，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智慧进行大量的解说和阐扬，用之于当今的治国理政实践，切勿轻易全盘否定、弃如敝屣。习主席强调要用正确的义利观处理周边关系，把道义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思考问题，这其中自有历史的睿智，是大经济观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