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刘玉娥
儒家学说源远流长，它渗透到中华民族的各个领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很多商人，著名的有吕不韦、范蠡、猗顿、白圭等。他们一般都是家累巨万，富比王侯。当这批人形成与士、农、工并列的阶层以后，同时也就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其中包括商业道德伦理、商业智慧、术略、商业法制法规、商业创作艺术等各个方面。因为这些商人生活在华夏大地，因此，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中国古代学派很多，著名的有儒、墨、法、道等。儒家一开始就是显学。到了两汉，其他各派被罢黜，儒家成了天下独尊的学派。所以要它不影响商业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它对商业、商人影响最深、最大。其典型代表——子贡，他本身就是孔子的杰出弟子。
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史记》说他是卫国人，先在卫国做官，后来拿出自己的积蓄从事商业，鬻财于曹、鲁之间，不久，成为孔子77个弟子中的首富。他为宣传儒家学说并使孔子死后名扬天下出了大力。所以，我们研究子贡及其儒商文化对于商业经营的成功，怎样做一个儒商，怎样实现工商业的现代化，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借鉴价值。
孔子、子贡一生讲仁。仁，究竟怎样理解？许慎说：“仁，亲也，从人二。”段玉裁注说：“仁者，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仁字的基本含义，就是指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的基本出发点是“爱”。从血缘关系出发，爱父母兄弟，这叫孝悌；从社会关系出发，爱众人，这叫忠信。其中
从仁者爱人的思想出发，子贡对自己的师友非常关心。原宪贫穷，连糟糠也吃不饱，隐身于草泽陋巷，戴帽子帽缨断，穿衣服则见肘，穿鞋子则露着脚，狼狈不堪。这时正在卫国当宰相的子贡并没有忘记他，曾结驷连骑束帛币前去拜访。原宪亦摄敝衣冠亲迎。史书抓住子贡说的“夫子其病乎”这句话来贬低子贡，这是不对的。同窗之情不以贫富而阻断，朋友之谊不因贵贱而隔绝，这才是人间可宝贵的。比起那些唯恐避而不及的行为，当然要纯美得多。换个角度，当子贡听到原宪说“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以后，深感惭愧，终生为说过这句错话而感到难过，仍不失为一种高尚的品德。正如他自己说过的“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那些文过饰非者，面对这种人格，只要良心尚未完全泯灭，就会赧颜汗下，羞愧不已。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奠基人，无论生前或死后，诋毁攻击他的大有人在，而子贡作为弟子，却全力维护老师的学说和声誉。有一次，鲁国大夫叔孙武叔挑拨离间，在朝廷上说孔子不如子贡。有人转告子贡，子贡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把他和孔子都比作墙，说自己的墙只有人的肩膀那么高，别人站在外面就可以把院里、屋里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而夫子的墙高十多丈，找不到进入的门，根本看不到里面庄严豪华的庙堂和数不尽的房屋。能够找到门进去的人很少，对他的高深思想能够了解得人也是很少的。称他为夫子，是完全应该的。当陈子禽说子贡这样说只是出
儒家从仁者爱人利人的思想出发，主张制订一套规范人们言行的制度、法律。这些制度和法律即称为礼，法律、道德兼而有之。人们按照这些法律、制度去行动，即被称作“义”。义体现礼，义是合乎仁、礼的高尚行为。人有七情六欲，如果不用礼来约束、来衡量，就无法知道其言行是否合乎义。不知道其义与不义，就无法确定其高尚与卑鄙的品性。《论语·颜渊》中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正是这种道理。因此，孔子才反复告诫弟子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的内容非常广泛，大至国家制度、内政、外交、军旅、祭祖祀天，小至坐立行走、吃饭穿衣、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所不包。作为孔子弟子，子贡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他曾感到一个人要遵守的礼，条文太多，询问孔子能不能把他概括为一个字来说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说，这个字大概就是“恕”吧！它的基本内涵是：不要把自己不喜欢、不想要的，强加给别人。不欲的范围包括物质和精神各个方面。总而言之，不要做别人不喜欢、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事情。这种伦理观，是典型的利他主义。这正是儒家学说在中华民族、甚至世界精神文明史上的闪光之处。人之所以能和禽兽区别开来，大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利，人人都想要，士、农、工、商，王宫大臣无一例外。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一点不错。正是因为上下交互争利，才出现礼义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的局面。奸人掘墓发尸，暴徒拦路抢劫，强盗人室偷窃，商人强取豪夺谋取暴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杰。违礼之事，无处不有。针对这种情况，儒家提出“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修己以安百姓”的原则，其积极意义可想而知。孔子曾大声疾呼“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不能不说它是冷酷人世中的一股暖流，无道无德的漫漫黑夜中的一道曙光，让志士仁人看到了一线希望。
商业的实质就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以其所多易其所少，以其有余易其不足。西方需要东方的鱼、盐、丝、漆；东方需要西方的竹、谷、玉、石；南方喜欢北方的牛、羊、铜、铁；北方喜欢南方的珍果、珠玑。工人、商人待农而食之，农民则待工人而成之，待商人而通之。各尽其能，各尽其力，各安其业，各自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如果能用“仁”“义”“礼”的观念去协调，那么自然会在利己的同时，利国利民。过去，很多人以为越国之所以会灭掉吴国，主要是西施的作用。司马迁则不这么看。他认为，这主要是勾践采用范蠡、计然的策略，平易物价，搞好商业，积累财富的结果。“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具利。……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贿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大概这就是儒家所说的利以义取，取之后用之于国、用之于民的典型事例。
在儒家看来，作为一个高尚的商人，生财不仅有道，同时也必须合乎礼义。子贡说的“若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一种文明的用财理论。吃喝嫖赌，花天酒地，视财如粪土，则与之格格不入。有一次，子贡和孔子讨论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贫穷和富有的问题。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我看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好。”历史上有很多商人都是这样做的。有的用自己的财富修桥铺路，有的则开办义学，有的则赈济饥民。范蠡辅佐勾践报仇雪耻之后，为了避免“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同西施泛舟江湖，隐姓埋名，最后来到齐国，定居于陶，称陶朱公。他看陶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乃货物交易之地，于是重新经商做生意，“十九年中，三致千金”。然而，他富而好行其德，把这些钱财全分给那些贫穷的昆弟。郑国商人弦高的故事也很感人。公元前627年，秦乘晋文公死，发兵偷袭郑国。弦高正好赶着牲畜去周地贩卖，路上碰到秦兵，急中生智，假托君命，以十二头牛犒赏秦兵，虚与周旋。秦国以为郑国有了准备，于是绕道灭滑而还。
因为儒家学说主要讲人际伦理，而且提倡的又是利他主义，所以谈到“利”的时候，总是羞羞答答，给人以“敬鬼神而远之”的感觉。《论语》中一方面记载孔子“富而不可求也，虽执鞭之士，我亦为之”的话，一方面又说“子罕言利”。孟子说，当他见梁惠王，梁惠王一开始就问他您不远千里而来，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时，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孟子还说过：“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也。”义作为道德标准，孔子、子贡、孟子把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古代理想人格的最高典范，主要内容就是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
仁义与利表面上看起来有矛盾，倘若能分清谋取的是公利还是私利，是奸利，还是义利，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子思的意思是谋取利润并不可怕，可以用它来安身，亦可以用它修养品德，从而使自己的人格更加高尚。在子思看来，仁义与公利是统一的，二者并不相背。孔子罕言的，只是损人利己的私利罢了。著名儒商——子贡的行为准则依然是仁、礼与义，并不因为他从事商业经营获取利润家累千金而有所减色。司马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8000多字，而子贡一人就有2000多字，约占1/4。可见子贡在司马迁心目中的分量之重。班固《汉书·货殖列传》，基本上是抄袭《史记》，其观点则相当偏颇，把经商活动看成是离制弃本，认为商人致富是饰变诈伪的结果，进而慨叹“循道守礼者不免于饥寒”的可悲。这对于揭露当时社会的贫富不均、尔虞我诈、奸商非法谋取暴利奢侈腐化倒有一定意义，如果用来攻击本来就不发达的商业以及那些品德高尚的儒商则是毫无道理的。他姑妄言之，人们姑妄听之，不足为训。
俗话说商场如战场。意思是说经商需要智慧与谋略，能预测政治形势、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某种物品的余缺、价格的走向等。战国时魏国商人白圭，乐观时变，人弃他取，人取他与，积累巨万。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武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孔子对子贡的智慧曾给予充分的肯定。孔子说高柴愚蠢，曾参笨拙，颛孙师孤陋，仲由鲁莽。唯子
司马迁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是就商这个职业的角度说的，至于从事商业并非人人都能致富，若没有高超的智力、敏锐的眼光、坚忍不拔的毅力是不行的。秦朝灭亡、楚汉相争、天下大乱的时候，有钱的诸侯、巨贾，争着抢购黄金珍宝，独宣曲任氏收购粮食。他认为战乱频仍，水深火热，民必不能以时耕种，粮食匮乏，势在必然。果然不出所料，刘邦、项羽相持鸿沟，一石米价值万钱。这一下，豪杰金银珠宝，尽归任氏。任氏从此成为巨富。总之，商海茫茫，倘不以智力扬帆驶舵，那么就很难到达金色的彼岸。至于欺诈哄骗，不管其手段笨拙还是巧妙，都不能同儒商文化中的智慧谋略同日而语。
智谋人人所爱，狡诈人人所恶。它们的区别除了出发点是仁还是不仁、是利人还是利己之外，还有一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准，就是一个“信”字。儒家学说对信非常重视，亦是儒商必须具备的一种高尚品格。孔子经常讲到信的问题。《论语·学而》开宗明义就问“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同时提出“守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并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要求弟子们笃信好学，死守善道。有一次，子贡问他：“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意思是一个人怎样做才能称得上是一位有识之士？孔子回答说：“言必信，行必果。”又有一次，子张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大丈夫走遍天下，始终按五个字行事就是“仁”。这五个字就是恭、宽、信、敏、惠。因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颜渊》中记载，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如何从政，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三条都有，当然最好。如果迫不得已必须在这三条中去掉一条，那么去哪一条好呢？孔子回答说：“去兵。”子贡再问：在这两条中再去掉哪一条好呢？孔子回答说：“去食。”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认为信重于食。
信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伦理共识。不仅儒家讲，其他各家如兵家、法家等也讲。商鞅在秦国实行新法，害怕民众不相信，在咸阳南城门外放一根两三丈长的木棍，对百姓说，谁能把它拿到北城门，可以得到十两黄金。百姓觉得奇怪，没有人去移动这根木棍。过了一些日子，又下令说：谁能把它移到北城门，可以得到五十两黄金。有一人徙之，果然得到了五十两黄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取信天下，表示不欺。然后再将新的法令公开颁行。
齐景公时，晋国、燕国多次犯齐，齐军接连失败，景公日夜发愁。经晏婴推荐，以田穰苴为将。穰苴说：“臣素卑贱，骤然擢升，位居大夫之上，恐士卒不服，百姓不信，人微权轻，难以完成使命。希望君王把您最宠爱、一国中最尊重的大臣派来监军。”景王派了庄贾。两人分别时约定，明天中午在军门相见。第二天穰苴先到军营，立表下漏等待庄贾。庄贾为人素来骄横，以为穰苴带领的是他自己的军队，而自己又为监军，不以为然，以为别人不能把他怎么样。亲戚朋友给他送行，并留下喝酒，日中而庄贾不至。穰苴非常生气，推表砸漏，单独行军勒兵，申明军纪，宣布完了之后庄贾才到，时已黄昏，晚霞满天。穰苴问怎么这么晚才来？庄贾说：士大夫来相送，喝酒留饮。穰苴召军正问：约定后而不按时刻到怎么处分？军正说：当斩！庄贾害怕，赶快报告景公。报信人还未回，穰苴即斩庄贾。三军之士浑身打颤，不敢仰视。
各家之所以都讲信，证明信是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反之，不讲信，失信于人，就必然失败。周幽王爱姬褒姒不好笑，幽王千方百计逗乐，她都无动于衷。有一次，幽王点燃烽火，擂起大鼓，诸侯救兵蜂拥而至，来了之后，一个盗寇也没有，只得扫兴而归。褒姒见此，大笑不止。幽王高兴，多次这样干。不久，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不再来。犬戎遂杀幽王于骊山下，抢掠褒姒及周国珍宝珠玉等财货而去。西周灭亡。
至此，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得出结论：信之于人，至关重要。既然君无信不立，臣无信不立，士无信不立，民无信不立，那么商无信不立，亦属必然。俗话说的“货真价实”，实则是对商界成功经验的概括总结，即处处要用信去争取顾客。要想使事业兴隆，除了商人的个人品质、遵守合同、不欺不诈以外，质量讲信，价格讲信，数量讲信，亦必不可少。古往今来，大凡成功的商人，包括子贡在内，无一不是如此。欺骗，只能得逞于一时一事，决不能得逞于永远。信之于商，犹生命之于阳光、空气和水，得之则荣，失之则枯，持之则生，去之则死。
前面说过，仁是爱人、利人。仁人与自私自利判若水火。仁属于信仰、思想、人生观问题，因而它是动机，虽然高尚，却是看不见摸不着，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礼是根据仁的原则而制定的法律和制度以及那些约定俗成的文明行为。这些法律、制度、规矩、习惯，有的形之于语言，有的见诸于文字，可以听得见，看得见；有的属于法制范畴，有的为道德舆论。义是依据法制和道德舆论去说话做事的行为。人们根据正确的法制和道德舆论去做利国利民的事，叫作义。合乎义的言，谓嘉言；合乎义的行，谓懿行。美好的言行，光明磊落，符合事实，从不弄虚作假，这又叫作信。上述四者，仁、义、礼、信对于一个人来说，属于品德修养问题。智是依据礼、仁和义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战胜邪恶，高扬正义，属于才能和知识的问题。它和仁、义、礼、信相结合，构成一种完美的人格，即德才兼备。一个德才兼备的商人，方可称为儒商。其用之于实业，则实业兴旺；用之于经营，则财货云集。他们结驷连骑，飘逸倜傥，与那些迂腐、呆笨、僵化之儒生毫无相同之处。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内容广泛实用，其义精奥深邃，与人类的美好理想契合一致，同西方的唯我、利己主义相比，自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它跨越数千年的历史长河，绵延不衰，水淹不枯，火烧不死，颠扑不破。中华民族以之，虽历经磨难，终能不减本色，毅然昂首挺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子贡以之，虽不受命而财货能殖，终能做到“亿则屡中”，家累千金；友帮以之，虽然处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终能挺身一搏，展翅腾飞，迅速实现科技工商业界的现代化，被西方誉为四小龙，叹羡不止。这说明儒家文化不仅不会消亡，反而有继续成长、壮大之势，并且传播于欧洲、美洲，以至全世界。为构筑崭新的全人类的民主科学的理想大厦，孜孜矻矻，汗流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