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宋立林
作为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贡聪慧通达，“利口巧辞”（《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列于孔门四科之“言语”科，在孔门中具有极高的地位。不过，子贡并不以思想与学术名显后世，但却以对孔子之维护与尊崇，赢得了儒家后学的尊重，以货殖经商赢得了世俗的名声。“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经商不让陶朱富，货殖当推端木贤”，这两副对联正是后世商家极为得意与标榜的。子贡以其贤德与智慧，赢得了在儒与商两界之影响。可是，在战国后期韩非子所提到的“儒家八派”之中，并没有子贡之儒。这或许是子贡未能树立学派所致。而子贡之不曾树立学派，固然与其忙于货殖，无暇顾及有关，但从根本上乃是其思想特征决定的。我们从现存文献分析可知，子贡尽管对乃师孔子格外推崇与尊重，但是从其思想性格来看，与孔子分歧较大。我们知道，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致使其门下显得十分驳杂。而孔子之思想本身亦存在着矛盾与紧张，因此孔门在思想上也显得相当繁杂。这种宽松宽容的思想氛围，也造就了儒学的多元发展。战国以降，儒学迅速壮大，成为当世的显学，正是儒学多元嬗变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子贡尽管对形上的哲理之探讨未予深究，但在儒学理念的践履方面用力颇深，代表了儒家士人经世致用的立场。子贡表现出现实主义与务实功利原则、理性主义思想与怀疑精神，代表了儒学多元发展的一种可能。这在今天也许尤其值得重视。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对子贡所体现的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思想特征予以探究，并对其现代价值作一简单思考。
我们知道，在孔子身上散发着浓郁的理想主义的气质。
我们知道，孔门弟子十分驳杂，性格各异，而且，孔子虽然努力教化自己的弟子，希望他们追随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去刻意改变弟子的性格，而是采取因材施教的教育方针。因此，孔门气象是格外的自由、活泼的，与墨家之宗教团体的表现泾渭分明。子贡出身于商贾，这种身份也使其必然具有现实主义的性格，具有务实的作风。而务实的现实主义的性格，也促使子贡在商业上的成功。《史记·货殖列传》将子贡列为第二，并说“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
子贡的这种性格，我们可以通过一场考验看出来。孔子在周游列国的途中，曾经“厄于陈蔡”。面对这种困境，孔子分别询问子路、子贡和颜回的看法。《孔子家语·在厄》和《史记·孔子世家》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述。我们且看《史记》的记载：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倚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脩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
面对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孔子及其弟子都在思考。率直的子路居然怀疑起孔子之修养与学问来，而子贡与颜回显然都理解此“困”并非因为孔子之修行不够，学问不深，而恰恰是因为“夫子之道至大”，致使“天下莫能容”。可见，子贡与颜回都深深理
子贡的这种作风，不可能成为儒家学理的主流。这在古代的农业社会，是必然的。但却在实际生活中成为主流。我们在孔庙的祭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所有的孔庙从祀人物中，分为传经之儒、明道之儒和经世之儒三大类型。经世之儒之地位在封建社会后期越来越受重视。其实，在儒家思想内部，这种现实主义倾向却始终存在着。因为儒学本身是人世的学问，所有儒家人士，几乎都存在救世济民、安邦定国的雄心壮志，所以一旦进人现实的政治，担负起一定的职责，就必然要从事务实的工作。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便会面临着巨大的冲突，二者便有极大的张力存在。所以说，子贡这种现实主义的性格，虽然在后世会受到一些儒生的藐视或批评，但却在现实生活中受到重视和理解。
与现实主义立场相一致的是，子贡具有强烈的功利、务实倾向。从上面举的例子已经可以看出，子贡在道（理想）与世（现实）之间，秉持的其实是功利的原则，即如何能够保证目标的实现，而非维护理想的所谓“纯洁”。这与子贡商人的身份是完全吻合的。
在这一点上，子贡与颜回，甚至与子路都有明显的不同。颜回之理想主义的立场，使其不可能持守功利原则。颜回可以做到“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另一位孔门弟子原宪也能做到。《史记·货殖列传》还特地做了对比：“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
子路与子贡也十分不同。试看子路之死。当时，为了心中的道义，为了名誉，子路选择了死亡，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我们可以试想，如果换作子贡，他可能不会如此选择。
一直以来，人们都赞美颜回与原宪之行为，其实，我们也应该理解子贡。子贡之功利务实原则，是应当推崇的，而不应当贬斥。古代儒家的某些知识分子，以道德理想主义的宝剑悬于头顶，忽视了正当的功利主义之合理性。以至今日人们谈论儒家时，都认为儒家是重义轻利的，是阻碍工商业社会的进步的。其实，在历史上，儒家并不排斥利，而是主张先义后利，取利应在不违背义的原则下进行。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原宪、颜回等的行为固然高尚，但毕竟只能限于个别道德之士的选择，对于芸芸众生来说，采取功利务实原则正是合情合理的选择。
子贡之功利务实原则，还表现在他对待礼的态度上。《论语·八佾》记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对此前人曾有所分析。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是不争的事实。孔子出于维护周礼的立场，经常批评违背和破坏周礼的行为。而子贡则不以为然。既然礼制已然破坏，统治者已经不拿此当回事了，徒具形式，走过场而已，那么干脆撤去“饩羊”，尚能省下几只羊。在对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子贡毫不犹豫地选择内容。如果内容已经不存在，形式也就可以丢掉。对此，持不同立场的人，也是纠缠不清，永远不可能有一致的答案。
与功利务实原则相呼应的，是子贡的“外王”“安人”的思想。后者恰是前者的合乎逻辑的推演。在《孔子家语》记载的一处孔子与颜回、子贡和子路的对话中，体现的恰恰是子贡的这一倾向。孔子向子路、子贡和颜回分别问了同一个问题：“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的回答是：“智者知人，仁者爱人。”与颜回“智者自知，仁者自爱”的回答明显不同。子贡出身商贾，知人是其看家本领。在《论语》中，处处可见子贡对人之兴趣，这自然出于商贾功利务实的考虑。而“仁者爱人”，体现的是“安人”“爱人”的外在事功。因此，我们可以说，与颜回更倾向于修己不同，子贡是更倾向于安人，前者侧重内圣，后者侧重外王。
关于子贡之“智者知人”，我们从下面几个例子便可一窥究竟。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知也。”（《论语·公冶长》）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论语·先进》）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
予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论语·宪问》）
另外，《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和《孔子家语·弟子行》中载有卫将军文子向子贡询问孔门弟子的情况，子贡对颜回等十余位同学做了评价。从中不难看出子贡善于察人知人。
而关于子贡之“仁者爱人”思想，则亦显然可见。《论语·雍也》记：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倾向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外王”，其事功倾向十分明显。这当然是功利原则的体现了。
在所有关于子贡的记载中，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认识，子贡思想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特色。而这与其现实主义的立场有关，毋宁说，二者是相通一致的。
在《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子贡的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对这句话，历代注家有不同的理解。人们多以此为证据来否定孔子有形而上的哲学。其实，如果我们联系马王堆帛书《要》篇的记载，就会容易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有一篇《要》，对重新认识孔子与易之关系有重要价值。而该篇之第三章恰恰是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原文是：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蔡。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剪）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赣曰：“赐闻诸夫子曰：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曰：“谬哉，赐！吾告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从这篇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子贡对于孔子“老而好易”不理解。因为，孔子在早年对《周易》卜筮一直表示反对。所谓“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蔡”，而对此子贡也表示认同。对当时流行的卜筮迷信活动进行批驳，这正是一种理性主义精神。如今，孔子“出尔反尔”，子贡当然不能理解。他对孔子好易之不理解，怀疑孔子“信其筮”，也同样表现了一种理性主义的思想。
如果有了《要》篇的背景，我们似乎可以理解子贡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到底是何意思了。
孔子曾经对颜回、子贡进行比较：“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关于“不受命”之理解，古今众说纷纭。朱熹训为天命，可从。从孔子这一评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迷信、不盲从、有主见、有眼光的富有理性主义的子贡。正是这一思想特色，保证了其货殖之成功。
顺便说一下，与此相关的另一特点，就是“通达”。《论语·雍也》记载孔子对子贡的评价是“赐也达”，所谓达，刘宝楠《正义》引《仪礼·士昏礼》郑注曰：“达，通达也。”所谓通达，就是通情达理，不偏执。理想主义者往往具有偏执的毛病，而现实主义者则往往相当通达理性。
与其理性主义思想密切相联的是子贡的怀疑精神。怀疑精神，正是理性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且看《论语·子张》所记：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关于儒学的现代价值问题，一直是人们思考的重大课题。人们越来越达成一项共识，那就是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儒学要发挥其现代价值，则必须进行现代化的转化。人们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对儒学展开了多层面的研究。而且，学者们意识到原始儒学与后世儒学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于是越来越重视儒学源头即先秦儒学的价值。但与此同时又有一个偏差，就是将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于孔子、孟子与荀子等儒家大师的身上，而对另一个领域则存在着盲区，那就是“七十子”及其后学。
幸好，在近几十年来的出土文献中，发现了大批有关七十子及其后学的文献材料，使人们可以更多地去把握那个思想丰富多彩的年代与群体。于是，人们又将注意力过多地投入到出土简帛资料的研究中。对于出土文献没有涉及或涉及很少的人物，则缺乏兴趣。其实，我们也应将足够的注意力放在诸如子贡等人物身上，那将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以往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中，像子贡这样的儒家是不被重视的。人们往往喜欢探究曾参、子思等的思想，梳理子夏等对经学的传承之功，对于子贡、子路这种既非思想家又非学术家的孔门弟子，往往产生盲区。其实，今天我们通过对传世文献中子贡材料的梳理，可以发现与孔子思想有相当大的差异。孔门之中，思想是多元的，因此也是开放的。这些思想向所有人所有时代开放。我们今天可以从中发现有助于当代工商业社会发展的思想资源。
早在20世纪初，年轻的陈寅恪对中国文化便曾有过精到的评判：“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子贡感慨：“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所体现的恰恰是重实用而轻虚理之中国人之普遍缺点。根据学者的判断，孔子及其颜回等对形上学都有不少关注和思考。其后，子思、孟子亦有所发展。而孔子的弟子如子路、子贡、冉求等皆对此不感兴趣，而乐衷于现实的实践之学，即修齐治平之旨。有学者对孔门弟子做了三派的划分：如传经之儒，弘道之儒，践履之儒。此后的中国儒学也大体保持了这三种倾向，即传经，明道，经世。只有当这三种倾向共生共荣，相得益彰之时，儒学之发展才会达到良性发展的状态。今天，我们也应当肯定这种多元发展的取向。其实，在当下的儒学热中，便有从事文献研究，从事哲学研究，从事实践的不同倾向。各种工作都有其价值，不应当互相指责和轻视，而应当彼此鼓励，分工协作，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才能顺利进行。
子贡被人们许为“现实人生的完美典范”，“比较有‘现代性’，适合在现代社会中生存，是典型的“成功人士”，也得益于其现实主义的务实作风与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而这在今天的工商业社会必然更能体现出其优越性。一个社会固然需要一部分秉持理想的理想主义者，如宗教家、哲学家等，但是占最大多数的还是那种从事现实工作的人，如企业家等，这便需要一种更为切实、踏实、务实的人才。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工商业成为社会的中心，企业家也就成为社会的引导力量，因此，近年来关于儒商的议论和呼吁渐渐多起来。子贡自然被推举为儒商的祖师爷。像子贡这样，亦商亦儒，可能更能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儒与商的结合，不管是儒商还是商儒，也许是未来儒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中，我们不妨更加“中庸”一些，保持一点开放、宽容与多元的心态。我们不是简单的肯定与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思想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