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宋志明
市场经济是现代性最突出的体现。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就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自然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从事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不是去进行商品交换。大多数生产者比较看重使用价值，而不甚看重交换价值。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生产规模小，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无力于扩大再生产。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社会主流的价值导向不是求发展而是求稳定、求秩序。产生于自然经济时代的儒学，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时代特征。如孔子所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学》中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反映出求稳定的价值导向，而不是求发展的社会导向。在市场经济时代，儒学的价值导向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在市场经济时代，从事生产的目的已不再是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是为了进行商品交换，不再看重使用价值，而特别看重交换价值。社会的主流价值导向不仅仅是求稳定、求秩序，而特别重视发展。面对这种新情况，现代新儒学当然不能再照着传统儒学讲，只能接着传统儒学讲，并且找到新的讲法，对中国的现代性取向做出回应。
在西方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曾经出现过启蒙主义运动。这一运动高扬理性主义，反对权威主义，主张解放思想，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价值观念，对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性化”，称之为“祛魅”，看成是现代性的集中体现，看成现代化进程的必要步骤。但是，这一运动也有缺点，主要表现为对立性思维：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把理性与信仰对立起来，把个人与群体对立起来，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对立起来。由于片面地强调工具理性，导致后来实证主义思潮流行；由实证主义又引发盲目崇拜工具理性的科学主义思潮。由于片面地贬抑价值理性，损害了人文精神，造成了人格扭曲和异化，形成了“单向度的人”，导致意义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迷失。由于片面强调个人的作用，片面强调人与人的竞争，导致个人主义流行，形成个体与群体的严重对立，从而损害了社会群体的互助与和谐。现代化之后暴露出的问题：由于过度追求市场价值，导致消费主义流行。文化越来越商业化、世俗化乃至低俗化，造成人的主体性的再度丧失，实际上沦为媒体的奴隶、物欲的奴隶。于是，使西方现代性不能不表现为二律背反：一方面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一方面有导致“现代病”的流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充分暴露出来，在思想界出现了反省现代性的人本主义思潮。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原发型的，而是后发型的，必须寻找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如何在培育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即培育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又避免出现西方社会的现代病？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西化派显然没有察觉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出于追求现代化的迫切心情，出于对当时中国社会落后状态的深恶痛绝，他们选择了“全盘西化”的道路。在他们看来，既然现代性是从西方引进的，那末，就必须尽弃中国固有的思想传统，扫清一切阻碍现代化进程的思想障碍。他们模仿西方的启蒙主义模式，主张在中国发动启蒙主义运动，像西方对待中世纪的基督教那样，把传统儒学当作“祛魅”的对象，于是发出“打孔家店”的呼喊。
在现代性向度上，现代新儒家选择的路径与西化派不同。他们没有把西方的现代化当作唯一的理想模式，反对把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起来。在梁漱溟看来，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固然有成功的方面，可是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西方的现代化发展主要体现在物质文明方面，而没有体现在精神文明方面。诚然，西方发达国家在物质文明方面取得了很达到成就，“然而他们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这是19世纪以来暴露不可掩的事实！”中国搞现代化，可以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但不能照搬照抄，尤其应当吸取他们的教训。中国作为后发的建设现代化的国家，一方面应当积极追求现代化，另一方面也应当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出现的“现代病”。基此，现代新儒家做出“现代化不等于西化”的论断。冯友兰在《新事论》中明确提出：“现代化并不是欧化。现代化可；欧化不可。”他提出的这种看法在现代新儒家当中得到普遍的认同，至今海外的新儒家们仍把“现代化不等于西方”视为他们的基本主张之一。站在现代新儒家的立场上，冯友兰反对“全盘西化”，反对照搬照抄别国的发展模式，主张探索有中国特色、有中国“旧情”根据的发展道路。他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他认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人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真正底‘中国人’已造成过去地伟大底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有过之无不及，这是我们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底。”这充分表现出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挚爱，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充满信心，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儒学能否与现代化相适应？这是现代新儒家必须面对的问题。马克斯·韦伯曾写了《儒教》一书，断言儒学不能适应现代经济，不具有促进市场经济的因素，因而对于现代化进程只有负面作用，而没有正面作用。他的结论遭到现代新儒家的反对。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以大量事实反驳韦伯的结论。他指出，韦伯在新教伦理中遭到的那些促进市场经济的思想要素如敬业、勤俭等等，在儒学中都可以找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似乎验证了现代新儒家的结论，他们提出了“儒家资本主义”的新概念，证明儒学是现代化的助力甚至是动力，并不是阻力。
现代化虽然以发展为主题，但发展也需要有稳定的秩序为条件。儒学在论证发展的必要性方面，思想资源比较匮乏，可是在维护稳定秩序方面的资源却十分丰富。冯友兰提出“由社会必有社会之理”的论断，证明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是相容的。他指出，儒家伦理虽然产生于农耕社会，但所阐述的并不限于农耕社会之理，而是“社会之所以为社会”之理。农耕社会改变了，“农耕社会之理”无疑过时了，可是“社会之所以为社会之理”却没有过时，仍然适用于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时代，每个人依旧是某个家族的一员，依旧担当某种社会角色。“不论一个人所有底伦或职是什么，他都可以尽伦尽职。为父底为尽父之道是尽伦；为子底尽为子之道亦是尽伦。当大将底，尽其为将之道，是尽职；当小兵底，尽其为兵之道，亦是尽职。”他把儒家传统的家族伦理改造为职业伦理，使之与市场经济有了相容性。
现代新儒家没有像西化派那样把传统儒学当成“祛魅”的对象，而是看成可以实行现代转化的宝贵资源。他们认为，传统儒学虽然是农耕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具有普适性。中国人搞现代化，没有必要模仿西方启蒙主义的路线。一些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曾发动了一场清算中世纪的基督教的思想运动，要求把“人”从“神”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中国的情况显然与这些国家不同。在中国，儒学并不是神学，儒学本身就不是“魅”，当然也就不必成“驱魅”的对象。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开启现代性，而是批判的接纳现代性，并且同时避免现代病，避免价值世界的迷失。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儒学的普适性发掘出来，使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从而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认同儒学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在他们之中，对这一观点阐述最为充分的人，当属贺麟。他明确指出，在传统儒学中，儒者通常是指“耕读传家”之士。这样的儒者人格显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时代的要求了，必须更新内涵，做出新的诠释。他在《文化与人生》一书中写道：
“何谓‘儒者’？何谓‘儒者气象’？须识者自己去体会，殊难确切下一定义，其实也不必呆板说定。最概括简单地说，凡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即是儒者。儒者就是品学兼优的人。我们说，在工业化的社会里，须有多数的儒商、儒工以作柱石，就是希望今后新社会中的工人、商人皆为品学兼优之士，参加工商业的建设，使商人和工人的道德水准知识水平皆大加提高，庶可进而造成现代化、工业化的新文明社会。”
贺麟对“儒者”作了最广泛的解释。在他看来，儒者应该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形象，一种合乎理想的人格。儒者人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存在。所谓“儒者，圣之时者也”，就是说，儒者的内涵是变化的，将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在农耕时代，儒者指的是耕读传家之士，而在市场经济时代，则是指品学兼优之士。贺麟指出，中国只有造就一大批新式儒者，现代化事业才有望成功。“若无多数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修养的儒商、儒工出，以树立工商的新人格模范，商者凭其经济地位以剥削人，工者凭其优越技能以期令人、傲慢人，则社会秩序无法安定，而中国亦殊难走上健康的工业化的途径。”
贺麟突破了传统儒学重农抑商的观念，提出“儒商、儒工”等新观念。他指出，以往把士列为四民之首，视商人为利禄之徒，是错误的。他说：“我觉得几千年深入人心重农轻工商的旧观念，使应加以改变。……其实平心而论，且就大多数看来，农人固属勤劳自食其力，商人也何尝不夙兴夜寐，操其业务。农人固朴实耐苦，商人亦多急功好利的人。农人固劳力，商人恐有时亦须劳力且兼须劳心。总之，农人与商人皆是良好的公民，皆是组成健全的社会国家所不可缺的中坚分子。似不宜有所轩轾其间。……且即从道德生活言，商贾大都比农人好动，远离乡井，旅行冒险，精神可佩。农人则比较安土重迁，好静而守旧，于维持传统的道德文化，颇有力量。商人游历的地方多，见闻亦多，每每非故乡的旧风俗习惯所能束缚。故商人于打破旧风俗习惯，改革旧礼教，促进新道德的产生，常有其特殊的贡献。”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时代，商人不能再被排除在儒者的范围之外，而必须获得应有的尊重。
贺麟也突破了宋明儒学的理欲对立的旧观念，强调在市场经济时代二者之间的兼容关系。他说：“近代伦理思想上有一大转变，早己超出中古僧侣式的灭人欲、存天理、绝私济公的道德信条，而趋向于一方面求人欲与天理的调和，求公与私的共济，而一方面又更进一步去设法假人欲以行天理，假自私以济大公。”从现代伦理思想的发展趋势看，宋儒“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显然已经过时，因此现代新儒家不必再拘守这种旧观念，应当跟上时代的步伐，对理欲关系提出新的诠释。在贺麟看来，人欲与天理并不是敌对的或对立的关系，而是相容的、互济的关系。过分地凸显人欲，当然会助长为非道德的消极因素：但是，过分限制人欲，不利于调动人的进取精神，也会妨碍经济发展。如果恰当地看待人欲，人欲也可以构成使天理得以实现的积极因素，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与条件。如果道德生活完全脱离了人的欲望、需求，则必然陷入空虚与贫乏。这样的道德生活绝不是现代人所要求的充实丰富、洋溢着生命力的生活。贺麟认为，视人欲为洪水猛兽，乃是经济不发达的旧时代的人所难以避免的偏见，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本对人类有害的消极因素也可以转化为对人类有益的积极因素。洪水可能泛滥成灾，但把洪水控制起来，也可以用来发电，从而造福于人类；猛兽可能伤人，把猛兽关在动物园里，也可以供人们欣赏。
贺麟提出的儒学可以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显示出儒学经过现代转化以后，仍然可以有用武之地，仍然可以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儒学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也有促进作用呢？笔者借鉴现代新儒家的理论思维成果，也抱着一种肯定的看法。
毫无疑问，在新的世纪中，中国经济将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是有英国人预测，到2050年中国经济将赶上美国吗？不是有不少学者认为新的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吗？当然，我们不会因为几个洋教授的几句赞誉之辞和美好预测而沾沾自喜，但不容置疑的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上必将越来越强大，东方睡狮正在觉醒！中国共产党正在全心领导十几亿中国人民想尽一切办法赶超发达国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找到了正确的道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惯性，将按照自己的规律而发展，决不是个别人或任何主观意识所能改变得了的。当然，这个过程决不会一蹴而就，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别、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人口重负、落后意识等对中国现代化都具有巨大的制动作用。但是，希望的萌芽破土之后，不是就有大量的农民在农闲时外出打工、看看精彩的外面世界、接受城市新观念的洗礼了吗？不是也有华西村、刘庄等新农村出现了吗？事实证明，有儒学文化背景的中国人接受市场经济的新观念并非不可能。传统观念固然应当转变，但把传统观念同新观念对立起来，否认其现代转化的可能性，显然不符合事实。
新世纪的中国经济在“适度的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在执政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引下，是可以飞速发展的。因为市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依赖于对人们经济利益的承认、依赖于对经济竞争中自由与公平的保障、依赖于对人们财富私人占有的认可，而这三点在目前的中国来说，正在逐渐变为现实，或者说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正在努力从事的工作。“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当人们有了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愿望时，也就有了前进的动力。在当今的世界上，没有那一个国家会因工业文明的副作用（如环境污染等）而降低自己的发展速度。公开承认人们占有物质财富的合理性，必将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创造能力的发挥，极大地提高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回顾改革开放后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长期停滞不前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公开承认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正当要求，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有思想禁锢的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存天理灭人欲”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并没有社会的实际状况。在理论上不承认人欲的正当性，不等于人欲因此而真的消失，只不过是转化了形式而已。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对政治权力的占有，强烈的官本位意识，实际上就是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占有来掩盖对经济利益的占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人情大于王法，“利”掩盖在“情”之中，只要有了权，就会获得各种各样的“情”和各种各样的“利”。在市场经济时代，公开承认求利的正当性，将会使“情”的色彩淡化，使“法”的色彩强化，并进一步会导致“权欲”的淡化和“官本位”的淡化。中国人历来对于形而上的纯本体论问题不太感兴趣，历来关注的焦点是活生生的人，儒家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观念集中体现了这种倾向。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儒家文化中的务实精神已经开始、并最终会得到极大程度的弘扬。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笼统地讲，确实不妥；如果加以限制，在市场经济时代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固然应当承认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但决不是主张放纵人欲。对于金钱拜物教，对于商品拜物教，对那些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利欲熏心的人，讲讲“存天理灭人欲”的古训，有何不可？
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仍有其独特的现代价值，那就是可以对过度膨胀的功利追求发挥制衡作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将日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就迫切需要‘‘义，，来予以调节。“义”与“利”的平衡，实际上是维护社会稳定、协调社会发展的有效方式。在现代社会，讲“义”实际上就是讲法治和信誉，也就是说，在追求利益的时候，要遵守公众制定的游戏规则。具有丰厚积蕴的中国儒家文化，在协调现代社会中义与利的关系方面，完全可以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现代人常常会感受到意义失落、价值失衡的困惑；极端的功利主义将造成人们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滑坡。对于这些现象，儒学将发挥制衡作用，以崭新的面貌再现于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由于儒学人文主义的导向，使得中国人非常务实，只要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均可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不管是玉皇大帝，还是太上老君，抑或释迦牟尼，只要能保佑我，都可以供奉他，甚至可以放在一起供奉。在人们的经济利益得到认可的情况下，这种务实精神必将产生极大的影响，人们会自觉自愿地参与到市场经济中去，改变自己的贫穷状况和国家的落后面貌而努力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迫切需要制订出相应的经济法规和制约机制，以保证人们的经济活动按照一定的合理规则行事。使人们处于公平的自由竞争当中，从而避免产生民众的心理失衡。这种情况虽然还有一个完善的过程，但我们目前正在做。转变经营机制、明晰产权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等等，都是这种努力的组成部分。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可以避免务实精神滑向它的另一个极端一一为了占有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当然，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还会遇到许多的制动因素，其中有些确实与儒家文化有关系。例如，儒家文化中的官本位意识已如上述；再如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小农意识和轻商意识（如‘‘士农工商’，的排序和“奸商”的蔑称等），对于现代化进程也会形成负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向并不是不可以克服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工业化水平，因此，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机器大工业在农业中的大量运用，人多地少的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这样，农村中大量的劳动力必将从祖祖辈辈固守的土地中解放出来，接触到更大范围的现代化进程，参与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或者经商，或者把自身的劳动力充实到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中去，这是社会的必然，也是农村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不能以狭隘的眼光（如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来看待“民工潮”，也不能以行政手段强制农民固守在无活可干的一点点儿土地上。农村人自觉自愿地要求改变小农意识，正是我们现代化过程中求之不得的事情，理应加以积极引导。
在当代中国，传统的小农意识和轻商意识已经在改变，与现代意识相融洽的务实精神正在蓬勃发展。轻商、贱商的意识虽然还在不少人的脑子里具有一定的地位，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影响必定越来越小。目前对儒家轻商意识的批判，除了换得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稿费之外，已经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意识形态在现实的经济基础面前，永远占据不了主导地位。儒学作为一种传统的意识形态，一直都非常重视义利之辨，宋儒则把义与利对立起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的发展有不良的影响，这是事实，但这毕竟不造成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造成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还是应当到社会制度方面去找，不能要儒家来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