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朱康有
“道”在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中，无疑是个最为崇高的概念。有天道、有人道，人道之中又有个人修身之道、人与人相处之道等等。现代人的分析思维尽可以将之细细划分，贯通到一切领域。只不过，先人的心理趋向更侧重于“合”，为一切之道做到位了、穷尽了，皆可通向形上之道境界。因之，我们这里所谈“家道”，既可作狭义上去理解，又可作广义上去理解。以“家道”为核心，向四周放射，能够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返回来亦可“退藏于密”，潜入最隐秘的个人内心世界。我们现时把“家庭”看作是社会组织的“细胞”，意味着透过家庭之“道”，不仅能观一个家庭之兴衰，还能观一个社会之道之变迁。故在某种意义上言，欲建世界之和谐，先要建国家、民族之和谐；欲建我国民社会之和谐，先要建家庭之和谐；欲建家庭（族）之和谐，先要建个体身心之和谐：此种看法诚不为过。
一、儒学理论视野中的“家道”
“家道”在儒家文化中究竟是个什么位置呢？儒学经典《大学》阐释的“八条目”显然阐释得极为明确：如果说修身之前的条目，重点在于一己之内修、闇修，那么从“齐家”开始，将是儒家所谓“外王”事业的起点，也就是说，“外王”之用，一个人的内外在生命意识之体用，其实已经在家庭中展开，并且与更为扩大的“治国、平天下”实践紧密关联。“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孔子的学生有若甚至把家道之根本的孝道，看成是一个修养有成者的基础性工作。
当然，先秦所说的“家”，基于婚姻和血缘，源自家族、宗族、氏族等传统，确系社会的一种经济组织。它支撑起了当时比较松散的大范围社会结构，在维护整个国家运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显而易见的是，从早期的“三皇五帝”，演化至夏、商、周、秦时代，“家”的内涵始终在发生变化。它可能不是我们今人头脑中的“一夫一妻加孩子”那么简单组成的“小家庭”，甚至是五世、四世、三世同堂，子孙支衍的“大家庭”，一个地域如村庄绵延数代、数十代后，所居者邻里邻居、乡里乡亲，很多都是一个或几个姓氏宗亲组成。在这样的“大家庭”中，分工、协作、分配等经济和社会活动，考验着其中的每一位成员，锻炼其在处理上下、左右和对外关系的各种能力。毋宁说，此类型家庭就是一“小社会”、“小王国”，其运行机制和经验，能够推衍扩大至家庭与家庭、团体与团体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尤其是居于上位的统治者阶层，如皇亲国戚、王公贵族的家庭在社会上有着更为巨大的示范性影响。历史上的最高统治者在家国一体的框架下，其“家事”即“国事”：一般来说，“家事”处理得较为明智和顺畅，“国事”往往就比较成功；反之，“家事”一团乱麻、协调得不好，“国事”则少有可圈可点之处。这一点，我们在读阅历史时，能够发现大量的例证存在。
家道之教在儒家伦理学说中是一种极重要的教育。儒学家们将孝道作为家庭教化的出发点，《孝经》讲，“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并把这种孝道推广到国家政治方面，以尊君、忠君为天经地义，从而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这种移“孝”作“忠”的说教，逐渐发展成所谓的“名教”，以维护中国社会的秩序。汉末佛教传入后，与中国传统剧烈争论之问题，除了形式礼仪上与皇权发生冲突等因素外，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出家”与“不出家”、世出不世出的教理对撞。在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无疑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之一。因此，不同于道家思想对家庭的“无所谓”持有态度，其他各家思想的家庭意识都很浓厚。这样，最初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出世法，与中国悠久以来的这种理念显得不容。儒学对之有长期的批评，认为如无家之存在，无家道之存在，那么一个人的“圣修”过程就缺乏“外王”的基础，仅有“内圣”亦实现不了与天人合一的“新民至善”之境。但其后，中国化佛教学说的发展，成功地融入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基因之中。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和流通，其中对父母之恩的报答、尊重长辈的“十善业道”等思想，即和传统孝道精髓融合到一起。另外，并非只有出家人才能成就佛身，在家居士同样可以经过修身达至佛境。这就模糊了“出家”与“不出家”的界限。禅宗、净土宗以及现代“人间佛教”的出现，更是淡化了初期佛教的出世色彩，实现了佛教的大众化途径。宋明儒学吸收佛学思想后，增加了形上深度，“以出世的心态去做入世的事功”，浇铸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事业上，使人生在形下作为中进一步向上超拔、提升。笃信佛学教义之家庭，与世无争，往往平和慈善。我们因之可以说，即使是佛教理论，对于中华家道亦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脱离了长期的小农经济社会形态后，我们进入了节奏日益加快、分工更加复杂、交往形态多样频繁的现代社会，随之家庭内部的关系、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剧烈震动。但是，由夫妻和孩子构成的家庭主体内涵没有发生改变，家庭与外部仍然存在着关系如何协调等系列问题。从今人提出的“抽象继承法”角度看，传统家道有些内容经过适当的转换，其中蕴含的勤俭持家、夫妇之道、父子之道、兄弟之道、教子之道等智慧很多可以直接搬用到现今社会。特别值得珍视的是，传统家教之道，把家道与群道（社会之道）、国道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这对现如今将家庭同其他因素分离的倾向、造成教化层面的断裂现象具有极其重要的针砭性。在儒家的国家体制化教育中，孝道是根本之教，洒扫应对是日常习行，这在我们当今的教育内容中，基本上见不到踪影，或者流于简单的形式化倡导。我们很多学者粗暴地一味指责这种古老的“家国同构”观念，殊不知其中蕴含着智慧之“珍宝”。抗战中，一首“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之歌，仁人志士同仇敌忾。回想起抗美援朝战争中，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口号竟是“保家卫国”——这又激起了多少华夏儿女跨过鸭绿江的慷慨之志气。今天，如果发生战争，我们还能提出这样一个能够广凝人心的口号吗？如果一个政策的提出让老百姓感到，这与我无关、与我家无关，那么很难说它是一个成功的实施方略。当今社会涌现的很多矛盾和问题，包括出现的一些极端实例，亦很难说与缺失家教之道无关。
二、家教之道为当今社会之亟需
家庭本是让一个人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家道家风所指引，就可能成为一个人的“地狱”之处所，遑论什么之“乐”，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小则“鸡飞狗跳”，永无宁日，大则家庭悲剧引发的惨案层出不穷。比如，大家可以浏览一下网上报道的，像公公掐死儿媳妇、妻子捂死孩子、孩子打杀父母的……等等极端的“惨剧”，几乎每天都在大范围的社会生活中“上演”。
据有关资料统计，离婚率在一些大城市快要接近50%，个别中小学校的课堂教室里，一半皆为单身家庭的孩子，而未成年的青少年罪犯中，绝大部分来自于“问题”家庭。在某著名高校举办的42名女总裁班上，有近40名是离过婚或再婚的。这些“女强人”事业上极为成功，但在经营自己的家庭上不能不说是极为失败的。如果用家庭的“解体”这个词来形容我们社会的某个侧面，一定程度上是不为过的。实际上，社会“动乱”的根源，就藏在它的每个“细胞”——家庭的不稳定和动荡之中；一个个家庭如若都是健康的、稳定的，很难去想象组成的这个社会整体上是离散的、无聚合力的。
可以说，我们普通百姓每天都生活在“油盐酱醋”、“鸡毛蒜皮”等家庭小事中，但家庭虽小却包含了各种社会关系：长辈和晚辈的关系、兄弟朋友间的关系、男与女的关系……人生开步的“课堂”即是在家庭中成长，每个人首先在家庭中不知不觉地学会了去如何处理一系列复杂的人际关系，家庭的氛围对一个人后来的成功与否影响巨大。父母若没有受到比较好的家道传统的教育，就难以指望孩子能够通过耳濡目染和无形的言传身教学到点什么，甚至有很多父母无意中的溺爱帮了孩子的倒忙，使孩子一旦处于自我抉择时而往往感到无所适从，不能较快地适应和处理好新的环境带来的压力。我们不能不承认，从国学在国家体制化教育中中断的那天起，上一代人已经很少去接触到儒学中的家道家教家风等内容。社会教化只是不自觉地传承着一些遗留下来的家庭生活风俗，并其实已经在20世纪翻天覆地的时代巨变和各种运动中被折腾得七零八落。
我最近在北京德智通影视文化传播公司听到这样一个实例：一个少妇在没有来该公司学习传统家道文化以前，由于家庭的矛盾，准备带着自己的婴儿共赴黄泉；后来经人劝说来到该公司听课，并和大家交流，深刻反省到自己身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心结打开后，3天以后高高兴兴地回家了。结业那天，别人指给我说：公司门口那位脸带喜悦、抱着孩子的就是该少妇。所以，有人感叹说：这真是传统文化救了一家人啊！在该公司主办的论坛上，主讲人——人称“谷大嫂”的2个小时演讲，她从实践中概括的、符合我们古老家道理念的辩证智慧深深地让在座的所有人折服，她的讲话不知被几十次掌声所打断。怎样做一个好妻子？一个初中未毕业、但和丈夫名下拥有4个公司、资产达几个亿的
孔子说：“《尚书》里有句话：‘孝仅仅是孝敬父母吗，还要以友爱的态度对待兄弟，并且把孝悌的道理推广到政治活动中’。这就是参与了政治，为什么非得做官才算是参与政治呢？”家道中蕴含着治国理政的道理，广义的政治活动包含并延伸了家道。家庭是社会组织机构的细胞，“细胞”出了问题，不仅影响一个家庭的发展，而且还关乎社风民风党风，乃至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按照孔子的观点，既然普通的家风家道里面，都蕴含着深刻的参与政治活动的意义，那么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家道家风问题就具有了双重的意义。《大学》里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
三、家道要从己身上修
家道是儒家从事社会事业的基础性、预备性试验工作，家道的落实能扭转社会风气。当下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道德滑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污染了社风、民风乃至政风、党风。干群矛盾突出，基层治理难度加大，由征地、利益分配等带来的各种纠纷层出不穷，群体性事件显著增多。如何去化解这些冲突？笔者前不久利用周末时间，陪同国际儒联凌孜副理事长前往河南省巩义市考察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的开展情况，在康店镇叶岭村的所见所闻，令人大开眼界，老祖宗留下的智慧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看到了群众的力量，看到了实践的力量，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经过短短一年的传统文化实践和推广，该村民风大变，家庭和谐，邻里和谐，基层干部和群众和谐，2600多口人中有600名义工，其中党员义工40多名，初步展现出优秀传统文化的正能量效应。这个典型带来的示范效应，在巩义市委市政府特别是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上千名村官乃至乡镇干部经过培训后正在其他各村推广。我参观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党的政策在基层的落实和实施，可以通过嫁接我们优秀传统文化作中介，更能接地气、落地生花。
我以前对《孝经》中所载孔子说，“先王有至德要道即孝道可以治理天下”，表示过怀疑，因为后来汉代的“以孝治天下”确实也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最近几年的一些地方基层实践证明，“孝治”搞得好，对于挽救世道人心、发掘人心真情真善，能够起到我们很多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起不到的功用。通过对家道核心——孝道的学习和实践，激起人心最真纯、最自然的善心流露，感化了甚至是监狱的罪犯。海南省原司法局副局长张法学了传统文化以后，在监狱里对警察和罪犯同步推展，取得了震撼人心的效果。他们的经验曾经在中央台介绍过。张法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指出，一些罪犯在学了传统孝道文化后，后悔没有早一点接触这类教育。他认为，社会上如能多建一所传统文化的教育基地，我们就可能少建一所监狱。其实，这些推广活动不光是讲讲《弟子规》等文本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简单的活动，如陌生人见面互相鞠躬致意，祭拜祖先，给父母亲磕头或洗脚，夫妻之间互相认错并当众签约以后再犯的惩戒措施，当众悔过承认自己所犯的过失，等等，让人在这些礼仪活动中知恩报恩、反思自我所作所为，软化那颗已经“坚硬”起来的心，从而改过自新。我看到，在矗立有孔子像的广场前，叶岭村的文化舞台上有几对夫妻给双方的父母下跪认错，感动得父母和孩子们抱头相拥，无形中化解了可能很多长久以来的积怨和不满；还有几对夫妻之间互相跪下回忆自己在相互生活中给对方造成的伤害，并勇敢地大声说出对对方的爱意，无形中也增加了夫妻双方的幸福和谐婚姻生活。在
这话语中其实隐含着这样一种深意：齐家要从修身上做起，家道在哪里？其实还要从自身做起。这也就是《大学》所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道虽然已经涉及到两人以上，但其中之理还是要体之于己心，将心比心。二十四孝之首——大舜之孝，其传说故事即蕴含了儒家乃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贯倡导的人道方法论原则：反求诸己，内求于己。“所有的错误皆在于我自己”，“不是天下人错了，而是我自己错了”，如能悟透此语，当能把握中国文化之精髓。吾懂此理，但在日常生活中贯彻不力，没有做到此语，还是没有悟深悟透。何谓“反求诸己”？儒家典籍《礼记》用射箭的道理解释说，在社会中做人，就像射箭一样。射箭先要把自己的身心调整好，调正了你才能去发射；发不中，你不能怨别人胜过了你，再回来调整自己身心就可以了。怎样做到“反求诸己”？具体来讲，就是要贯彻孔子说的“忠恕”之道。所谓“忠”道，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的基本精神是推己及人——我自己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我，也不要以之来对待别人；我自己所希望达到的，也希望别人能达到。这不仅仅是对普通百姓的要求。遵循这种方法，在古代有所谓“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强调社会没治理好，官员不能怨老百姓素质不高，把责任推到人民身上，而是要从自己身上找根源。中国历史上常有皇帝下“罪己诏”的例子，在天下出了事的时候，皇帝担起所有的责任。比如有了天灾、地灾，也不去怨老天爷，而是首先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反求诸己”警示我们，不怨天，不尤人，多苛责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这是做人的基本方法，也是治好家道乃至报效社会、做官的基本修养。
自然，我们可以沿着《大学》所提示的路线，若欲深解家教之道，则需进一步将“修身”往后推，那就是又要做到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了。实际上，应用到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就是一定要注重对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体验和深刻实证，真心实意、踏踏实实去做，不是停留在一般口头上的争论中，学术上的见解亦需亲自的体悟，方能不疑古人之智慧、家道之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