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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康有:从经典中汲取治国理政的丰厚滋养

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朱康有

(作者系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副主任)

没有文化和文明的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无根”的崛起和发展,也不会长久。毋宁说,复兴就是传统的再发现,就是现代的嫁接和融合。正是在实现 国家复兴的战略背景下,我们党提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那么,如何弘扬和传承呢?读经典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些延续千年、经久不衰的经典,能够超越 时空,反复体悟,用之于今,即为最好的“正能量”。

今天为什么还要倡导学习经典?

有的领导同志心中可能这样想:一些经典都过去上千年了,我们今天已经到了什么时代了,还要学习这些“老古董”呢?

1939年底,毛泽东在延安对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 《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 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大家想一想,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作为共产党“圣经”的《宣言》,发表也已经近一个世纪了,为什么他要求对马列主 义的经典要“经常读”呢?答案自在其中:“每读一次”,“都有新的启发”;“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

其实,不只是马列主义经典,对传统文化的经典也是一样。20133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 重要讲话,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2014924,他在出席纪 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又加了一个“审美观”。在多次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中,习近平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读好书,对一些历 史、文学、哲学的经典要反复学习,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引导人们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中华 文化,蕴含着习近平这里讲的两个“四观”。在我党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从如此之高度认识我们悠久历史文化的。

领导干部担负着“治国理政”的责任。治理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靠任何别的国家来给你提出规划。“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 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这些经验,以浓 缩的形式集中体现在文学、历史、哲学等经典之中,值得我们将之放置于案头,深思咀嚼,时读时新,升华为今天的智慧。

哪些经典值得我们经常读?

正如书法艺术历史上有称之为“书圣”王羲之的作品一样,中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很多领域都有各自的“圣经宝典”。《汉书·艺文志》从学派主张的角度,将先秦 诸子划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各家著录显然不同;它把兵书著录又细分为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军事文献,各 类代表作亦不相同。而且,从普通一派学术思想到最后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认可的“经典”,期间有的经过上千年的不断检验才确定下来。比如,我们一般 将“四书五经”看作是儒家经典著作,其实,“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而“四书”之名则始于宋朝,它们中间隔了上千年历史。为此,我们这里只能是根据当今领 导干部从修身到治国理政的可能需要,简单地大致梳理一下比较经典的一些著作。

儒家思想。基本经典即“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扩展经典“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另外,近代以来,《荀子》可以列为儒家经典。

道家(教)思想。《老子》(《道德经》)《庄子》《淮南子》《阴符经》《太上感应篇》《抱朴子》《坐忘论》。

佛教思想。《金刚经》《心经》《华严经》《坛经》《无量寿经》《十善业道经》。

法家思想。《管子》《商君书》《韩非子》。

兵家思想。《孙子兵法》。扩展可阅《六韬》《三略》。

医家思想。《黄帝内经》。

史学著作。《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

文学著作。《离骚》《文心雕龙》《诗品》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

各个领域的经典真是太多了,如何选择呢?从主观上说,应该考虑到自己的专业背景、兴趣爱好等因素;从客观上讲,应该考虑到自己的工作需要、任务牵引等因 素。当然,兴趣是可以培养的,需要也是外在的动力之一。我的建议是,既然是阅读经典,那我们就沉下心来,最好没有任何功利因素,在长时熏习中去感悟经典的 魅力,这样才能静中生定,开智达慧,虑而后得。

例来说:《道德经》这部神奇宝典被誉为万经之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中国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尼采曾说:老子的《道德 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道德经》的原文只有五千多字,为什么有这么大功效呢?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 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大道相通,大理相融,治身治国相契。它可能没有什么具体的操作方法,但却具有深刻的哲理启发意义。其他很多经典都或多或少具备这样的启迪功能。

怎么样去读解传统经典的“真实义”?

既然阅读经典,大部分人还是想弄懂其中的深奥含义。有句话说得好,“依文解义,三世佛冤”,古汉语文字与其意义的关系,往往有“言不尽意”,“意在言外” 之说。极有可能的是,我们在某个时空背景下的所谓“理解”,对于文本原义来讲,或为“曲解”甚至“误解”——因此最多只能是我们这一层次和境界上的“解 读”。泰戈尔在评论奥义书的诗篇和佛陀的教导时这样讲:“源于伟大心灵的体验的有生命的语言,其意义永远不会被某一逻辑阐释体系详尽无遗地阐述清楚,只能 通过个别生活的经历不断予以说明并在各自新的发现中增加它们的神秘。”“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描述了阅读中的一种现实,即对同一文 本的阅读,读者的阅读结果各不相同。经典的阅读也是一样,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有多么高的社会地位,都能从经典中得到各不相同的、主要为“正向”的启 发内涵。

把古今不同的注解结合起来。除了不断反复地去阅思原文,往往需要通过专家和后来者的疏证、集注,去深解经典义趣。每一时代的士人,根据自己所处的思想氛围、 社会环境、治学偏好等因素,总能发掘出一定的新意,别开生面。当代学者又能站在几乎相同的境遇中,联系共同的社会事件,放大我们的深切体验。当然,我们要 找一流的解释,比如,我自己读老、庄,就主要选择中华书局出版、陈鼓应先生注译的《老子注译及评价》《庄子今注今译》。

把逻辑与体证结合起来。现在人的思维习惯,总想把“理”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弄得清清楚楚,这样我们自己认为是“弄懂”了。其实,行之为“道”,只有在社 会生活的实践中真切地做到了,才能算是真正理解了。“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一个理论仅仅在头脑中“溜达”了一圈,或是将之作为“手电筒”只 是用做去照别人的失误,没有“切己”应用到自己身上,辩证的智慧是出不来的。我们学到的可能只是教条而已。如此再去埋怨经典没有作用,实在是污杀古人美 意。要恢复古人“知行合一”的传统,理事相融,事理一体。

把内用与外用结合起来。如果从整体上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构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内圣外王”。就是以内在道德修养,去为大众社会做事业;最高应达到“圣 人”修为的境界,去做治理国家、乃至为整个人类的大事业。“王”字又通“旺”字,并不一定是去做最高领导人,而是去做社会事业也兴旺发达。一定意义上可以 认为,修身决定“用权”的方向和性质,动机决定创业的目标和效果。“三严三实”中的修身、律己、做人皆是指向自身的,和传统文化的理念是高度暗合的。现在 有人做到了很高的位置,却沦落为“阶下囚”,身败、家败、业败,为什么?我们不能只是埋怨法制不健全、机制不完善,根本的还在于内在修为出了问题。所以, 作为领导干部读经典,不能满足于从知识上去了解一些名言警句,或是学到一点中国式的管理智慧,或是能够应用一些智谋之学,更重要的是,拿它来对照我们自 己,“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苛责于己,才可以说真正把经典学到了手。这既是中国传统人道的方法论,也是我们阅读经典的方法论——对于汲汲于做好社会事 业的领导者来说尤为重要。

有没有对传统经典现代解读的实例?

这方面的实例可以说是太多了。经典既然承载着大智大慧,就必有对今天的启发和现实的功用。试举几例:

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叶岭村支部书记叶顺利从儒家经典读出了“孝道”的精神,并将之运用于基层管理中。经过短短一年的国学教育实践,该村民风大变,社会风貌 积极向上。全村2600名村民,有40多名党员义工、600多名普通村民义工。整个村里连一个烟头都没有,孔子像矗立在乡村的文化广场上,村口的牌子上抒 写着“感谢国家培养护佑”等词,爱心超市捐献3000件衣物供困难家庭随时免费领取,邻里和谐、婆媳和谐、基层干部和村民和谐。其他村长和村支书在这里培 训后正在推广。在这里,村民见面相互鞠躬,孝道持家,互相化解了很多矛盾和积怨。

农业部财务司副司长冀名峰从《论语》中读出了行政的精神。他有一本《论语中的行政精神》(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逐章诠释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语中 蕴含的行政精神。该书的内容提要和编辑推荐意见中说:“一个践行《论语》精神的行政者,用行政实践解读论语,回归《论语》的真实面貌;以《论语》精神指导 行政实践,体现行政之道和艺术”,“让《论语》从历史走向现实,用《论语》指导言行,用言行验证《论语》,赋予《论语》以时代精神”。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德慧智教育文化基金管委会总顾问熊春锦先生从《易经》《黄帝四经》《道德经》等经典中读出了《东方治理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年版)的思想。国务院参事室新闻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赵德润评价此书:“这部力作纵览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治理之路, 将深藏于治国理政思想中的文化基因挖掘出来加以透彻解析,从根至干脉络清晰地构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的治理学术系统。”他认为,古老的东方治理 学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目标,符合“人性、民主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治理要旨。

有人总说中国古代是“人治”传统,与我们今天倡导“以法治国”的理念格格不入。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俞荣根教授从1979年开始 研究孔子及其儒家的法思想,对中华法系和儒家之法做了大量的辩白工作。(《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俞荣根著,孔学堂书局2014年版)。他认为,悠久的礼 法文化孕育了中华法系,中华法系固化了礼法文化。诸如“德主刑辅”和“为政以德”、重义轻利、基于“中道”的中刑与慎刑、“无讼”和调处息讼等等礼法传 统,蕴含着丰富的“良法善治”智慧。“法治中国”建设意味着中国正从革命法学和法制转型为治理法学和法制,其中包括从移植法学和法制转型为特色法学和法 制。实现这一转型需要得到传统礼法文化的滋养,通过折中和融西实现创新。

统文化有无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学科建设处副处长钟永圣博士从经典中读出了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并出版了《中国经典经济学——对中国本土经济 学关于自然、人生和财富的本质及其关系的贯通式总结》一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不到4年时间里6次印刷,作者进入国家财政部文化大讲 堂和清华大学的讲座;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一改国内经济类图书版权交易劣势,此书版权被西方购买。博士认为,就中国文化来说,不能够真正助益国计民生 的任何学问,不论冠以何名,都不会是“经济学”。中文语境的“经济”中的“济”所组之词,如“接济”“周济”“同舟共济”都是帮助别人或者互相帮助的意 思,与“经”合在一起,是“以经济世”的简称,乃达则兼济天下的学问,通常指运用源于自然的恒常大道之理,实施安邦定国的宏图大略及其实践。它和西方的 economics”由于文化土壤不同,二者在层次、境界和通达方面产生了本质差异。简单地说,中国古代的经济学是义利并行、伦理贯通、性相不二、道术 兼备的体悟式、践行式学问,西方经济学是偏重自利、伦理薄弱甚至缺乏、执着事相的分科式学问。

(本文刊载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月读》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