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教授，博士。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儒商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在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扉页中，有两幅一早一晚同一人的照片：瓜皮帽和中式的上衣只是扣子变得新式一些，那神态断然是一幅愈老而益自信的模样。此即该书的作者梁漱溟。提到他，不能不使人想到他这个人的倔脾气——一个敢于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公开“叫板”的人，能不犟吗？
与毛泽东同庚的梁漱溟（1893—1988）祖籍广西桂林，出生在北京。1912年参加同盟会，1917年应聘到北京大学主讲印度哲学，1924年辞职去山东自办教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调解国共双方，为国是奔走呼号。建国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为新中国的建设建言献策，诤言不讳。“一生磊落，宁折不弯”，他逝世时的这一挽词，可以说为其一生人格的最好写照。梁先生真正做到了他所希望的“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他一生都在不断追求着两个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心灵的世界以佛学为慰籍，但在为社会大群人生设计上，却反对提倡佛学。对人生问题的追求，他出入佛儒二家，写有《印度哲学概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论著，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对中国问题的追求，他投身辛亥革命，从事乡村建设，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其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出版后在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
近代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制度，再到学术精神文化，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辨论，中国主流的精英意识终于在“五四”前后，扯下“中体西用”的面纱而全盘西化了。用梁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东方化对于西方化的步步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连根拔掉”，从精神到物质生活都充满了西方化，完全是“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绝对胜利”。但西方文明此时奉献给世界的，并不是一片“科学与民主”的光明，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和灰烬。西洋人对于西洋文化反感的结果，生出一种对中国文化不知不觉的艳羡。此背景下，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另弦改辙，又主张东西文化的调和。可见，情势可危，逼迫得已经到了非把东西文化关系或用途说清楚的地步了。
梁先生认为，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就是无尽的“意欲”，在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中推动向前的。人类生活的式样表现在文化上即是根本不同、无法调和的三种路径：西方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了科学与民主两大异彩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这三种路径分别代表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依次演进：头一步是求生存，对外改造环境，满足人对衣、食、住的物质生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西方文化就是这一目标；复次从人对物的问题转入人对人的问题之时代，满足人的伦理、善恶、情趣的社会生活，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倡导“仁”的生活可以调理此一层面；再次，人生尤其是自我生命的解脱、高等情意的满足，则需超绝而神秘的印度佛家出世文化。这几种文化本身并无好坏可言，只是由于第一步问题没有很好得到解决，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在历史上的出现有点不合时宜，另言之，它们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梁先生提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即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变，这三种文化类型要在三个次序递进的时期重现一次。
近代文艺复兴乃古希腊文明之复兴。西方文化在一战后显示出衰败的迹象（时有“西方的没落”之说），并生出向第二种文化转进的征兆。梁先生大胆地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由于人们的生存问题远未解决，所以，他得出中国人应持的态度是：要排斥印度文化式的态度，且丝毫不能容留；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为预备及促进世界第二路文化之开辟，只是需要修正一下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这就是防止其向外一味逐物的危险，从根本上含融到第二路的人生态度里。
于是，梁先生就用自己的独特的方式，把人类文化都收拢进自己的“口袋”里，随着时间“长河”的推移，一个个“锦囊妙计”抖落而出，以供人类之需。同时，他对当下的文化还设计出了自己的方案。我们很难用近代以来“中体西用”等静态的文化观来衡量这种观点。但是，有一点是值得商榷的，那就是人类生活的横断面空间中，往往堆积了悠久时间积累的种种问题，因此文化上解决的方式可能是交叉的、复杂的，并不一定完全按照梁先生设定的路线去行进。
整整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肇始于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引起中外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继器物和制度层面之后在精神和灵魂深处的最大对撞。时至今日，其回音也好、余音也好，仍在文化的各种形式和内涵等领域延续着各式各样的争议。只不过，这种背景有了绝大的转变：那就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扭转。我们感慨时代的变迁，也同样慨叹问题怎么还是“老问题”？再读此著，恍如昨日又似同今天？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一年之内就连续再版5次，被译为十二国文字，激扬起大量的争辩，有人评此书“把东西两个半球的学者闹个无宁日”。梁先生说自己的学问是“误打误撞”出来的，而这种东奔西突、“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思想却撞开了现代新儒学的大门（牟宗三称之“开启了宋明儒学复兴之门”），为我们谈论现代意识中的“国学”多了一份亲切。
此著无疑具有传承与开创的双重意义。它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反孔教”一壁推翻的态度上，而是为儒家在现代世界的立足和适应找到了一条“生路”。尤其是，其中提到了欲对孔孟的伦理进行“心理”根源的解读，我认为意义十分重要——尽管作者认为他早年用“本能”、“直觉”等西人观念来解释“颇知自诲”，亦不成功。儒家学说可以概括为“内圣外王”，就是以内在道德修养，去为社会人群做事业；最高应达到“圣人”修为的境界，去做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宋明以来，学者确对儒学的“内圣”修持方面多有发挥。而此点，亦正是受过西式教育的今人最为难以理解的部分。如果儒家“内圣”能结合当今科学的心理学、教育学等成就，为之挫纷解疑，或许能架起一座古代修养通向现代的捷径。梁先生晚年付梓的另一部力作《人心与人生》笔法要“细腻”得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认为乃讨论“人生问题”的此著的遗憾。
梁先生提出了许多为20世纪的我们值得思考的启发和借鉴。比如他在文中用的“西方化”、“东方化”（其中包括“中国化”和“印度化”）等术语，细细读去，可能与今人理解之内涵有不同之处，但并不妨碍对之掩卷深思。1965年，基于修正自己对人类心理的新认识，他大胆断言：在世界最近未来，继欧美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近代西洋文化之后，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其转折点即在社会经济从资本主义转入社会主义之时。只是在文化上，“要开辟新局面必须翻转才行。所谓翻转自非努力奋斗不可，不是静等可以成功的”。我们今天确实来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上。
奇特的是，尽管梁先生在理论上有颇多“特立独行”的建树，但他一向拒绝承认自己是个哲学家、国学家、佛学家，乃至于不认为自己是个学者。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他又被称之为“中国最后一位儒者”——这个称呼我倒是觉得挺适合于他。这样说，并不是贬低梁先生，而是怀有深深的敬意。儒者，社会之所需也。梁先生崇尚事功，常常说自己一生为两大问题支配：一个是中国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他还说自己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在持续多年、虽不成功的“乡村建设”活动和“奔走国事”的努力中，他逐渐成为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行动的儒者”。
上世纪80年代，梁公在中国文化学院讲学，演讲中用了足够大的音量说了一句话：“我一辈子是个拼命干的”。
——这的确是梁漱溟人生的独特之处。
（原文刊载于《解放军理论学习》201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