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朱康有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博士。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儒商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在看到美籍华人白谦慎所著《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及《傅山的世界》时，我脑海里闪现过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大作。余英时在此著的自序中说：“我所向往的是尽量根据最可信的证据以重构朱熹的历史世界，使读者置身其间，仿佛若见其人发表种种议论，进行种种活动。”当然，证据，尤其是历史的证据不仅面临着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的不断拷问，而把有限证据塑造出的一个历史世界与主人公的议论、活动联系起来，更需要合理地推断，以再现当事人的心灵独白。其中的断决难度之大，占有材料之丰富，非作者之亲历而不能苦尝。苦尽却甘来，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个活生生的时代空间。我在
显然，这种人情酬酢建立在交往基础上。傅山的交往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1）和清政府中一些同情明遗民的官员不仅交往甚密，并且还一直主动地维持着这种关系；这种交往固然有情趣相投的因素，但似也不应完全排除明遗民们出于借助这些清政府官员的权力来寻求政治上的保护的考虑来维持这种关系的可能性。从清初至去世，傅山始终都和一些仕清汉族官员（包括由明降清的“贰臣”和入清后才走上仕途的官员和汉旗人）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并得到他们的照顾和保护。没有那些仕清汉族官员的帮助和保护，傅山能否度过清初那最艰难的时期都成为问题。对一些仕清汉族官员来说，保护明遗民，多少补偿了他们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出仕一个异族政权而造成的愧疚。帮助困境中的明遗民，成全他们的气节，是多数良心未泯、善意尚存的汉族官僚的愿望。顾炎武在山西、陕西和孙奇逢在河南都曾受到当地汉族官员的照顾，他们的学术活动也都不同程度上得到他们的赞助。这些都是清初明遗民学术文化活动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条件。虽和仕清的汉族官员关系密切，但在交往中，“华夷之辨”的大原则并未放弃。在以往的傅山研究中，傅山作为明遗民反清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但傅山和清朝官员的交往却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2）和学界同仁的交往。以傅山为核心人物，清初山西学术圈的关键人物有顾炎武、潘耒、阎若璩等，还有外界文人的参与，如屈大均、申涵光、李因笃、朱彝尊等。许多遗民把自己的精力投入研究历史和经典，探讨历史兴衰规律，维护汉族的文化优势和种族身份，以期有朝一日，能够重新恢复汉族的通知。傅山和这些来自其他地区的卓越学者、文人的交往，使得他得以获知新的讯息并置身于学术的前沿。研究当时的山西学术圈，有利于阐释清初学术思想的转向对当时的书法、特别是傅山的书法创作及其书论所产生的影响。（3）傅山不光要应酬官僚、文人、乡绅们，他有时也为乡里的人们写字。乡里人没钱买傅山的字，也不能如有权势者，可为傅山提供保护和种种方便。但他们能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一些帮助，在乡里的纠纷中，表示自己的同情，通风报信，使这位旧王孙感到亲情，不觉得孤独无助。
人本质上的社会性，使其需要关系网，有求于人而又被求于人，烦固然是烦，忙也确实是忙，累也肯定很累，但人们在忙碌于这种关系网中谋得生存所需物品的同时，也获得安全感、温暖和存在的意义。尘世的庸俗只不过是它的一面，有时并不是主要的一面。这也难怪傅山在书写了大量的应酬书法后慨叹道：“这为世情难决绝。”他在许多诗中谈到，为了生存、为了那难以割断的世情，他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来书写应酬书法。傅山后半生写给朋友的信札反映出他对一些友人又爱又怨的矛盾心情。酬应一二知交本不成问题，可知交们也有知交，有亲友，这样的关系网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托人，人欠人的人情，往复循环，没完没了。名声大了，应酬必多，应酬多了，就忙，整日为还不尽的人情奔波忙碌。无可奈何之中，傅山常会发一些坦白得有些玩世不恭的感叹：西村住一无用老人，人络绎来不了，不是要药方，即是要写字者；老人不知治杀多少人，污坏多少绫绢扇子，此辈可谓不爱命、不惜财，亦愚矣。时人所说“畏人甚畏虎”——这正是傅山晚年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而实际上，这也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写照。说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特点，一点也不为过。
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密切关联。在传统的家族之内，亲疏内外有具体的规定，也因此有相应的交往和应酬方式。宋元以后的书仪、日用类书等对此常有极为详细的叙述。由家族而扩大至社会，在中国人的朋友圈子里，也有一种类似的编码方式。它的社会编码系统虽不如家族血亲之间的关系与义务的规定那样严格清晰，但也有内在的逻辑可循。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们，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学习和熟悉与这编码相关的行为方式。在中国成语中，描写各种各样的友谊的成语格外多，描述十分细微。在《汉语成语辞典》中，以“交”字为词尾、关于人际关系的成语多达二十余个，如“总角之交”、“再世之交”、“患难之交”等。这种语言反映出中国人对朋侪关系的高度敏感，以及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用语言来将各种社会关系加以分类，并对相应的行为方式所抱有的期待。
在应酬书法中，有其他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着一件作品的最后完成。如彼时心境如何，交往时间的长短，介绍人为谁，手边现成的材料，是否有求于对方当下的回报，对方的书法鉴赏水平，一般大众对他的期待等等，都会给应酬作品的创作以影响。一件应酬书法作品的完成，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它的创作是在基本的文化行为模式的规定下，遵循着其具体情景中所产生的特殊的“情景逻辑”而展开的。一些文字内容完全相同的作品，书风上却差异很大，这恰恰说明了文字内容有时对书法风格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他因素，诸如时间（是紧促还是悠闲）、材料（是绢还是纸）、装裱形式（是屏条还是手卷、册页）、场合（是当众表演还是独自挥毫），都会影响书法家对某种书风的选择。而这种对书法风格自觉的选择，而非性情自然的流露，都可以被视为中国书法风格中的一种“修辞”。
选择何种书体、何种文字内容来书写应酬书法，如何题款用印，在应酬书法中都有些规律可循。以书体而论，明末清初的应酬作品中行草书最多，这是因为行草书的书写速度快，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比较多又不需要十分经意的应酬作品。存世的傅山的狂放行草书作品中，有许多尺幅很大，其中相当一部分质量甚粗糙，不明细故者常以乱头粗服、狂放超逸誉之。正因为傅山留下了不少质量不高的应酬作品，他的书法也常为后人诟病。傅山的应酬作品中小楷最少，这是因为小楷耗时最多。但小楷又是最能自我控制的一种书写，在质量上容易把握。从现存的书作和文献来看，傅山常以小楷为一些高官和文坛的好友作书。在傅山的行草书中，精品多是为老友书写的赠别和寿序条屏，这些条屏的文字多为傅山亲自所作。
傅山的一些信札告诉我们，兴致高时要写，不高时也要写。健康时要写，生病时也要写。写得好时要写，写得不好时也要写。总之，任务要完成。“书法”本是雅事，但本来可以是充满情趣的艺术活动，却常被这种没完没了的应酬弄得麻木不仁。但在许多情况下，傅山不必太在乎作品的质量，因为求书人最在乎的是他的名气。笔者以为，许多无上款的狂放的巨幅屏条都是写给一些不谙此道的人们。它们是傅山为了迅速地打发来人草率应付的产物。在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应酬作品写得不好，但照样有人要。因此，又何必太考虑作品的质量呢？怎样能最有效地打发索书者，就怎样写，何必太认真。有的时候傅山把自己的一些应酬作品就称为“死字”。傅山告诉我们他写过死字，画过死画，作过死诗文，而傅山的许多被他自己认为“一无可观”的死字，却因傅山的名声留传在世。
奇怪的是，不管傅山自己本人坦率地说“满纸败笔”，但作品一旦出手后，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开始周转，由一个收藏家转入另一个收藏家，被著录，被品评，被悬挂，被买卖，被装裱和再装裱，由不得创作者左右。而傅山知道，他的大多数应酬作品，是草率应付的结果，并不理想。在傅山生活的那个时代，他的名字已成为了一种具有文化影响力和社会功能的象征符号。不但书写人需要这个名字，中间人和受书人也需要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便在不同的场合（文化品生产的、周转的、消费的场合）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在许多场合，这个名字已不必和艺术质量挂钩。艺术质量的重要性已让位于这个名字所具有的多重象征意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酬书法发挥得理想不理想……但只要有傅山的名款，是从傅家拿出来的就行。傅山书法的社会功能已超出了人们对艺术品质量好坏的关心。
因此，被后人称为个性书家的傅山，已不完全是一个不受外界规范制约、有绝对的自由支配力量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传统、规则和文化环境的产物。正因为傅山在创作应酬书法时，已经受制于先前已经存在的社会规范，他的这类作品在多大程度上还可以被认为是创造、是表达、是抒发，就值得我们思考了。总之，交往和应酬扩大了傅山的文化影响力，为艺术家的生存提供了一个可供适应的环境。这对艺术的传播和普及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交往和应酬往往使艺术带上功利化色彩，降低了艺术的价值。
文字的书写，在书写者和读者之间造成了一种空间，读者已经不能在真实的情境之中，直接地看到和听到书写者的笑容和哀叹。我们所获得的只是由文字描述的欢乐和哀愁。由文字造成的这种空间，使我们有时很难判断作品所表达的情感是真实的流露，还是“修辞”，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上述分析表明，依据传统的、把“书为心画”作为一种阐释理论，并以作品的文字内容来印证“心画”，在解释中国书法的许多现象时，都可能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当代书法创作心理的研究深受表现主义美学的影响，关心的也同样是在何种情况下，好的作品能被创作出来，关注的是如何能创作出最伟大的作品的心理，因此忽略了应酬的问题。这些本写于不同时期和场合的言论又被人们放到了一个时空框架中阅读了，并把今天的理论模式投射到这些零散的书论上，做一般概括性的论述。
和应酬书法的普遍存在成反比的是，在比较有系统的、正式的书论中，我们很难找到讨论应酬书法的文字。这类的书法著作所谈的是书法和伦理的关系、纯技法，讲的是如何进入理想状态下进行创作，使书法成为“心画”。古人其体的创作过程，被这些文本“净化”了。而在我们今天所能接触到的视觉资料（古人的书法作品）中，许多并不是理想状态下的产物。净化的创作观由这些正统的书学文本所传播，而对应酬书法的零星记载和描述，则散见于笔记之中。没有书教你怎样应酬，因为那不太雅。《傅山全书》中有不少涉及应酬的文字，但那是后人收集和编辑的。传统书论和现代书学研究都在“净化”着中国书法，关于应酬的讨论本身就是受到压制的话语，中国书法中的应酬问题也因此成了人人皆知但又极少有人予以严肃关注的现象。
对应酬书法的关注，除了为揭示其不同于自娱性创作的一些特点和逻辑外，还可以通过对应酬书法的研究来说明，存世的古代书法作品都是创作者在具体情境下完成的。在研究书法史时，应努力根据可能的条件来重构当时的情境，力图了解一个书法家在创作中遇到了哪些社会的、文化的、审美的、技术的问题，而哪些因素制约着他采取何种方法来解决他遇到的问题，书法的创作又是在哪些因素的互相作用下，遵循其特有的逻辑展开的。无论是对前人书法作品还是书论的解读，都要考虑有哪些因素可能会阻碍我们得到比较接近作者初衷的理解。
对应酬和修辞问题的研究，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书法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物品和既有的理论教条之间存在的不和谐，乃至冲突。今人从思想史角度出发论书法艺术，多从儒道释和中国文化精神的层面来进行阐释。但艺术史研究中对学术思想史的关注应结合日常运作层面上的考虑，注重体制性因素的作用。对艺术史研究者来说，更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将是，如何细致地观察一般的哲学、宗教、文化理念和具体创作的关系，研究它们是怎样在日常生活中被灌输、被接受、被曲解、被改造，以适应于人们实际生活中制作文化物品的需要。对于书法史学来说，研究应酬作品的意义在于，我们能借此了解相当大的一部分书法作为文化物品在实际生活中是怎样被创作和使用的。而我们对这些作品合乎历史的解读和阐释，也必须首先建立在对它们的生产、周转、消费的基本情况比较细致的了解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