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康有：力行之余乃学文

（作者系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教授，博士。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儒商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论语·学而》载，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儒学的智慧本质上要在知行合一特别是“行”中体现出来。孔子这段话分为两层意思：前半句话是在“行”上——主要是在人际交往中对伦理的实施和体悟，后半句则指出在力行之外，饰之以文。“文”并非整个的文化、文明，而是指诗词歌赋等技巧以及古代遗留下来的文献知识等，类似于今天的读书学习。

《论语》中的“弟子”如果从狭义上讲，单指夫子的学生或者以儒学为对象的学习者；如果从广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弟子”。人类文化的延续要靠人自身代际之间的传递。时间延续链条中的下代人自然作为后来者、继承者，均可称之为“弟子”。儒学非常注重祭祀，其中自然含有文化的接力和敬传之义。当然，在传承过程中，有当代人的发明和创造。此外，儒学更有跨越时间、时代的人文之“道”的传递。由于“道”的永恒性，以先觉“觉”后觉，引领生众于“大道”，始终是儒家倡导者“道统”之责任。这其中，加之“道”的深刻性，从凡人、贤人直至圣人的探讨是一个无止境的历程。每个人类之个体，某种意义上讲，终身皆为一名“弟子”，终生需要学习，不断地历练和提升，才能向“道”的境界逼近。

令今人推崇的是，孔子在倡导整个社会秩序的同时，非常重视个体精神主动性、能动性的积极发挥。他深知，一个健康的、中正的社会秩序，有赖于每个个体行为的完善、品质的提高；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发展，与其结构中的每个“分子”密切相关。“弟子”这个语词的内涵，还含有我们每个人要以谦恭的态度发扬心性的觉知，自家庭到朋友，再到他人，一步步脚踏实地，从己身入手，从当下的行为嵌进，由内而外，扩展至天下国家。

孔子之所以把个体的行为实践看成是比单纯的书本知识传授更为重要，我理解有这样的深层考虑：第一，儒学主要为社会及众人提供所需的“人道”，而“人道”主要落实在人自身身上，才能将“道”的内涵及层次体证出来。“孝、悌、信、仁”这些德目，若不能反之于己身，在社会交往中仅仅停留于思想观念的论证及其抽象层面，就有可能完全走样。第二，夫子这里所讲的似乎与自然知识无甚关联（“泛爱众”中的“众”若不一定仅指人的话，那么其中也包含着与天地万物的关系的处置），我认为这是否体现了“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优先于“处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的思考？春秋末年，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探索而奠定的社会人伦秩序，尤其是作为王朝和国家的治理理念及其实施，很多方面已经名存实亡。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人道”的恢复要比认知“天道”更为迫切。因为在混乱无序的社会中，人的生存几不可能，何谈能给人带来财富充实的自然探索？第三，中国历史对人物的评价，以“立德、立功”为前，“立言”被排靠后。有建立德业、功业者，为后世垂范，甚或大于仅仅“立言”者。实际上，《论语》之“文”，为夫子及部分学生针对不同对象、不同情境下“言行”的反映。人们更为赞崇的是，孔子汲汲于世道人心、不可为而为的实践精神。后世尊崇孔子为“素王”——没有土地、没有人民、没有权利，只要人类历史文化存在，“王位”和“权势”即声望和权威就永远存在。这等于佛教中称释迦牟尼为“空王”是同样的道理。客观上讲，知识之传授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和伟力是不能抹杀的，把夫子之两句话放在一起来理解，或许孔子表达出对那些只有华而不实之言的不满；强调“行”并不是说不要“言”，对于那些“行有余力”者，有言说理论的配合当然是锦上添花，甚至大大利益于将“言”变为“行”的他人。

舜的孝悌之行闻名乡里，是公认的贤人。尧在古稀之后，想禅位于能人，有人推荐了舜，他便亲临考察。当他来到舜的家乡，看到舜用柳条抽打两头牛之间的簸箕耕种时，让他满意的不仅是舜伟岸的外貌，更是舜的仁爱与智慧。接下来，他让舜出仕，布置了很多“作业”，还把两个女儿都嫁与他，从家庭到政事进行全面考察。20年后，舜以骄人的业绩接替了尧。大舜的德行，以孝为主，一通百通，及于治国，感天动地。人们把舜的事迹记录下来，传诵出去，即成了“言”。史书中、二十四孝对大舜事迹的记载，实际上就是“以行显言”，以言显道。

由“入”而“出”而“泛”，说出了每个人应当的行为顺序而已。只是，“学文”然后再去“行”或不去“行”，或违背所知而“行”，以至于“文人无行”，文空无实，可能是当今人文教育和社会教化最大的问题之一。社会越向前发展，它所累积的知识愈多，“学文”的任务和负担一代比一代重。很多知行不副甚至知行相悖的现象，需要知识和文化的工作者、需要作为社会的引领者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校正这一不良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