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朱康有
从个人到整个人类命运的走向，是古往今来几乎所有思想家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我们读历史也好，阅现实也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于某个人在时空大舞台 上，不断演绎出一幕幕令人嘘唏不已、或喜或悲的“活剧”来。人们不仅要问：冥冥之中是否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在操控着这一切？命运究竟能否改变并趋于人所希冀 的美好方向发展？明末《了凡四训》的作者袁了凡以个人的亲身经历，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因循命运，不作极大的努力，就会受定数摆布；如果痛下决心，真正、 真实改过立善，命运就会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我想，这不仅对个体生命的优化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转化亦有重要的启示。
互联网百度搜索对“命运”的首义解读为：命与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命为定数，指某个特定对象；运为变数，指时空转化。命与运组合在一起，即是某个特定对象 于时空转化的过程。运气一到，命运也随之发生改变。命运，是指事物由定数与变数组合进行的一种模式。其他看法大致如此。其中，不无“宿命论”的成分—— “宿命”是完全决定论的另一种称谓。这在某种意义上有其合理之处，因为，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你面对的时空因缘和物质因素确实有被决定的一面，是自 己作为主体能力之前所无法改变的，只能顺承和接受。但是，它忽视了人一旦成为主体，人自身就在参与命运的变化。为此，我们当下的境遇，无非是先前各种因素 （包括主体努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怨天尤人并不解决任何问题。有人或许不理解，认为我自己也努力了，而最后的结局却并非如人所愿呢？对照《了凡四训》，我们要问的是，你自己是否有各种意识到或未意识到的过失呢？你的努力是在沿着正能量的善的方向发展吗？你的“善”圆满吗？
在命运观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值得推崇的是改命论、造命论——把命运引向善的方面，且发展至明末清初确有一套可操作的手段和途径。不只有哲学上王船山提 出的“造命”之论证，还有当时流传于民间的“功过格”。这就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早期儒道在此问题上诸如“天命”、“顺受其正”、“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等语 焉不详或碎片化落实的缺陷。如果我们把命运看成是“规律的必然性”，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讲就是“道”，那么个人或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就是儒家经典里反复出现 的“人道”。没有认识、无法掌控的“命运”确有其神秘性，而深刻把握了命运，就会出现“生死由我不由天”“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自由自主自控意识。这时候的 “命运”，可以理解为生命有机体在时空中运行的有形或无形的轨迹，高度的自觉能够使人们在生活中驾驭它飞向更高的目标。在高级的理想社会状态中，个人的命 运将和人类的命运具有共振性、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命运”就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来源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力，其中自然隐含着人的 因素。每一代人只能在前代人积累和遗留下来的“地基”上展开社会“大厦”的构筑。这是决定性的因子。另一方面，该代人同时有在此背景和条件下的选择性和主 动性。而且，当各种上层建筑不能容纳生产力、经济基础的进一步发展时，社会变革就将开始。在社会变革中，群众的积极性被鼓动起来，甚至产生主动的“革命” 事件及其历程。这种“革命”，是通过革他人之命——既有肉体方面的亦有精神文化方面的，从而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在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 需要不断进行的变革来实现自我的完善。虽然说是自我“变革”，但不排除用专政的手段来继续“革”少部分反动和腐败分子的“命”，这也是调整社会关系和经济 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方式。大量社会生活中的“自我完善”，则是通过正能量的引导，克服体制机制上的缺陷，打破各种“固化”的界限，使各种因子的动能 释放和充分涌动。个体之人是组成社会团体和整个民族乃至国家的最小“单位”主体，社会进步、国家发展最后都要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因此，说到底， 社会主义社会“命运”的自我完善，即是在我们每一个个体自我命运的改观中组成的、完成的；当然反过来，其中由于系统的“加和”原理作用，整个社会的“合 力”效果会更加显著。
“革命”由革“他人之命”，转变成了“自我的完善”，某种意义上这就是革“自我之命”——更多的情况下不是要在肉体上进行“自杀”，而是境界的提升、观念 的进步、精神的觉悟，最后达到社会文明的整体跃迁。“自我完善”，仅仅停留于利益的调整还远远不够；如果打着“完善”的口实，在经济和政治上强取豪夺，那 么殷鉴不远，前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惊人的“历史周期律”就会将再现于我们的生活中。恰恰需要做到的是，消弱权力和资本的天然疯 狂组合，瓦解利益集团构筑的无形同盟，使社会大众在经济和政治上均衡化，是我们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使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如果过不了 经济利益这一关口，一切的信仰、一切的理想、一切的说教，就将化为乌有。
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要求共产党人带领社会大众取得物质生活的进步，“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来满足人民的需要，一方面要求共产党人在社会 物欲方面日新月异、眼花缭乱的产生中保持“定力”，坚守“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纯洁性。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经受住真枪实弹硝烟的考验，但经受不住糖衣 炮弹的考验。《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我们共产党人在一个新时代里不能沉入这个陷阱，就要在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标下学会处理这些财富，使之成为扩大、丰富和提高生活的一种手段。依靠党章党规的党性修养以及理想信念教育，在约束党员及其领 导干部行为方面确实发挥了极大影响力。毕竟来自于一个政党团体的纪律规范、一个理想社会目标的追寻过于外在化，如果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源于心性克制的 修养结合起来，作为欧洲文明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应当更能跃升台阶，不仅可以扎根我深层的文化土壤，或许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提供文明交融后的创新机遇。在改造现实社会经济利益的指导思想层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成为执政精英阶层的共识；如何使其进入社会 大众的精神信仰深层，则需要找到更多的相通处，植入中华文化的基因——显然，社会在此方面没有形成共识，各种自生和外来的似是而非的新旧观念继续障碍着人 们的头脑，文化的撕裂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反而加大了创伤面。正如上面所说的，“自我完善”理论的提出，客观上要求更多地注入以自我修养为主的文化因子，使自 觉的纠错意识和能力迅捷提高，使对经济社会有可能陷入“物欲”陷阱的超拔指引更加明确。《了凡四训》作为家训文化的上乘代表，今天如扩充其主要局限于“家 族”的目标导向，吸收其主要的、积极向上的内容，即可以为今人补一部分精神信仰之“钙”，成为共产党人强化党性修养的“心学”养料。
《了凡四训》由四部分组成，开篇即“立命之学”。可能阅读者感到奇怪：立什么命？天地父母已经给了我“命”，还要什么命不命的？这就是文中所说的一种命运 观：“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随顺这种命运的摆布，一生空过。袁 了凡先生初亦如此，或听凭父母安排学医养生济人，或听任孔公数算读书做官，更令人惊奇的是，精确到年月日时，发生的一切“皆不出孔公所悬定者”——我们且 不追求此是否迷信，关键在于你信他就灵：“余因此益信进退有命，迟速有时，澹然无求矣”，真乃古人所言：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到此境地，作者 本人也就不再做很大的努力。
了凡先生访云谷会禅师于栖霞山对座三昼夜，竟然不起一妄念，圣也？凡也？居然使禅宗大师大为惊奇。这对我们今人一些静修者应有绝大的启示：不起一妄念，仍 可能是凡夫。了凡与云谷会的对话，展示了儒家、道家、佛家关于命运理解的精髓，也说明了三家思想不只是在形上境界有共同之处，即使在形下的社会生活的教化 和境遇上也可以相互补充，为学人立命提供启示借鉴。云谷会禅师提到立命要立“义理再生之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宋明以后的儒学家喜欢称“义理之学”， 侧重探析和思辨经义名理。理不辩不明，即使是自小熟读经典的了凡先生在云谷会禅师的启发下，反思自己误读了号称“亚圣”的孟子之言。看来，经典智慧的显示，有时并不是字面的意思，确实需要千百年来学人透过三教的深度证悟为人们解纷释惑。
云谷会禅师关于三教义理对命运的比较解说，使了凡先生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命理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两人皆认同中华人文“反求诸己”的内求方法论原则在命运 观上的表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反躬内省，求有益于得，则内外双得。了凡先前被算定的命运，经他自己追省，与有过而不能改的因循有关；而云谷会 禅师为他指明的路子亦是通过个人的积德行善来改命。这其中，似乎又回到世俗所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之中，一些人总是从为什么有些人行善得不到好 报、作恶却善终的生活例证来简单否定这一普遍原理。因为对“善”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了凡四训》中对此有精准的分析——下文将谈到这一点），加之“报” 的复杂性（甚至有“天报”与“人报”之别），善恶的因果观并不是常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明了。其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因果观是科学、是哲学，并不是什么宗教 迷信。抽调了因果决定论，不但自然科学大厦轰然倒塌，就连社会历史科学亦将不复存在。个人的因果既有决定性的一面，亦有非决定性的一面。我们总是讲，“禀 性难移”、“性格决定命运”等，一个人的脾性、性格优缺似乎很难改变，因此造就了看似多舛、实则必然的运势。个人那些“禀性难移”的因素，长期形成了相对 固定的机缘。如果我们下决心从“根”上改因，那么“果”上即可能造成不同的命运轨迹。积德行善，也有一个比较长的历程（其中有对过失的不断改进）。这看来 是个人的所作所为，但它指向的对象恰恰是为了他人、甚至是社会大众，进而即形成新的向善的机缘，命运的轨迹就会不断偏离原来的“航线”，越来越得到优化。
了凡先生在云谷禅师指导下的“改命”历程，“事”上论，即为第一训的后半段；“理”上论，即为第二三四训的内容。事上显理，理中融事，为后学者树立了由浅 入深、步步进前的路子。其中有些内容粗看神秘，其实颇有深意蕴含。比如，初引入佛家“准提咒”，无非让人排除各种干扰，专则一念，在人生所谓的丰歉、穷 通、夭寿中成就不二之学。这种措施，不失为培养意志力、磨练专注力的好方法，久久为功，恒心成就。我们要注意其中了凡先生在“改命”中反思的深度，他在 “功过格”的基础上又置一册“治心编”：所行善恶，纤悉必记。人的行为都有自己的动机，有的动机即连自己也难以梳理清楚。之中牵涉个人的、社会的价值基 点，乃深层自我意识的调控处。从心理意识的发轫点入手，这就是宋明以后儒学家常说的修养要从“一念入微”处用功的关键。还有，在善业完成后的“回向”是典 型源于佛学的修行理念。实际上，此不过乃俗界“报恩”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另外，“回向”的深层意义在于，不受已经建立起来的善业的泥滞，将一切“清零”后 再行新的进步。
个人的命运乃至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的确是能够再造的。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演变中，共产党正是依靠马列主义先进理论重塑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人民翻身解放后也可 以说获得了新的“义理之身”。有人此种意义上把毛主席、共产党称之为佛菩萨也未尝不可。我们共产党人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的信仰，这即是共产党人的“立 命之学”，它远远超越了传统条件下知识分子较为狭义的善的追寻。首先能“自立”才能“立人”，先要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然后才能武装别人。在社会发展的一 定阶段上，能否坚守这一历史使命而不蜕变，并随着新的形势百折而不挠，是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
命运之向好的方向改变，与善行之正能量的发挥有关。但是《了凡四训》第二篇的《改过之法》首先指出：“未论行善，先须改过。”其中原因，细细忖度，甚是有 理。当我们浑身皆过而不觉时，自以为行善，实则杂而不纯，或造作新的恶业却不自知，岂望欲得命运之善报，自然难说究竟。明末清初大儒李二曲也甚是重视“改 过”，《二曲集》第一篇目即为“悔过自新说”， 亦可能受到当时三教皆推崇的“功过格”之影响。如何改过？了凡提出要发“三”心，并从三种途径上入手。
关于“耻心”，人人皆有，但远远不够。从做人成圣的角度看，为什么古之圣贤可以成百世之师，我何以“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 兽而不自知”？“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了凡此语，让人觉得，好像说得有点过头。若谓每个人都有耻心，为何大部分人成不了圣贤呢？显然，这里的 “耻心”非一般的羞耻之心，而是在凡人与圣贤之间相比较，不成圣贤即应有此“耻”。可惜的是，我们大部分人不会拿自己和历史上的圣贤去比较，相反，出于嫉 妒等不良心理，往往和自己身边的人进行衡量：能否在名或利上比别人“高”一点？或博得世俗之人的赞赏，即自满足而不求进。
关于“畏心”，我们普通人“怕”什么呢？“得”也忧，“失”也忧，是患得患失；唯独不怕自己身上可能有的各种大大小小过失给家人或后人带来的隐患。的确， 隐微之过，本身难以被自己觉察，即使意识到，也有可能“掩之甚密，文之甚巧”。在对待失误、过错上，长于知彼，短于知己，自知不明，似为人性所共有。《论 语?学而》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之反思，每句中都有一个“不”字，这给我们透露出什么消息 呢？显然，他的反省，是以思考自己的不足或可能的缺陷为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凡人身上的错失，的确是很多的，关键在于自己能否意识到。“眼睛里揉 不得沙子”，很多人往往能仔细地看清对方的缺陷（且不论是否为真正的缺陷），但对自己身上的毛病，非但看不清，即使看得清，也随之在内心不断为自己的过错 进行“辩护”，失去了改过的机会和自觉。若不知悔改，辗转相因，“明则千百年担负恶名，虽孝子慈孙，不能洗涤；幽则千百劫沉沦狱报，虽圣贤佛菩萨，不能援 引”。
关于“勇心”，我们通常在对事对人上倡导“勇敢”的精神和态度，而在克制自己过失上，与自己的毛病和缺陷斗争上，也需“勇猛之心”来助力。不要等待已经铸 成大错再来反悔，不要等待已经到了晚年再来反悔。如果我们每天能沉下心境，反省自己内心世界的隐微处，受学识才能、性格等因素制约，那真是“浑身皆毛 病”。有的能很快改掉，有的也许不痛下决心，一辈子都改不掉，直至带进坟墓。这样看来，从情感到意志、从欲望到需求等方面，防微杜渐、修炼自我、完善自我 显得太有必要了。看到自己的毛病，并不是让人丧失信心；通过悔过自新，才能彰显进步。因此，每天见不到自己缺点，每天就不能在人生的“质量”上获得提高。 相反，把自己的“缺陷”包裹起来、装饰起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只能在人生的正确航向上越滑越远、沉沦下去而不觉知。
“从事上改”很多人比较容易能够做到，不犯同样的过错，不做同样的错事，但如此“强制于外”的改过方法，只能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东灭西生”。由于“病根”未除，并没有从“根”上拔出病因，对于真正的、彻底的改过而言，“其难百倍”，“非究竟廓然之道也”。
“从理上改”，就要从多方面深思“理”的普遍性，尤其从多角度出发，切勿固执地从一己之利益看问题、想问题。常人多站在自己立场上被束缚住、被“套牢”， 无法提升气质，开阔心胸。为此，当“据理思之”，与自我心理意识已经建立和巩固起来的价值观“习气”进行抗争。思路一变天地宽，角度一变也是这样。比如， 对于人之毁谤，一般反应是“愤怒不已”；而“毁谤之来，皆磨练玉成之地，我将欢然受赐，何怒之有？”
了凡先生最为推崇的是“从心而改”。人有意识的自觉能动性，对行为的调控是精神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有过失之事者，必有过失之心。“最上治心”，“过由心 造，亦由心改”，这是“直断其根”的方法。治心，不是要把好色、好名、好货、好怒的种种不正常不健康心理找出来，只要“一心为善，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 不上”。这是《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精一之真传。意为用功精深、用心专一，诚恳地秉执其中正之道，“惟危”之 “人心”就能合乎“惟微”之“道心”。
耻、畏、勇三心并发，事、理、心三管齐用，为改过之法。但发愿改过，仍需客观验证：“明须良朋提醒，幽须鬼神证明”。“吾辈身为凡流，过恶猬集”，过失和 恶行恶言恶念就像满身带尖的刺猬一样，已经成为身心的一部分而不自知。为什么“回思往事，常若不见其有过者”？是“心粗而眼翳也”，智慧不够，眼力不行。 了凡引用他自己以及古人改过的经历说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们在梦中的“胜事”或颠倒之象，用现代学术上关于梦的心理分析理论来看，或许不完全是 什么梦呓之语。
第三篇《积善之方》以古之往事十例，证善因得善果之理，并总结说“凡此十条，所行不同，同归于善而已”。但是，为什么有人认为：我做了善事，为什么没有得 到相应的好报呢？这就需要对“善”进行详尽的分析。该部分对“善”的分类及论述，是《了凡四训》最为精华的内容，值得我们联系现实社会生活进行深入反思。
真假之善。作者引中峰和尚语：“凡情未涤，正眼未开，认善为恶，指恶为善，往往有之”。对善人善事的判断，常人往往局限于从自己立场、利益出发，颠倒是 非。不只是个别人的价值认知可能出现偏差，在一定历史阶段中众人的认知也会有不明是非的情况。总的来说，“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恶”，又“根心者 真，袭迹者假；又无为而为者真，有为而为者假”。像这些真真假假的善，一般人如无相当的智慧，是无法轻下结论的。当然，即使在真假之间，也许还要依据一定 标准区分善的多少、层次等。
端曲之善。“世人之善恶，分明与圣人相反”，“天地鬼神之福善祸淫，皆与圣人同是非，而不与世俗同取舍”。纯是济世之心、爱人之心、敬人之心，即为端善； 苟有一毫媚世之心、愤世之心、玩世之心则为曲善。可见，行善与存心有关，“凡欲积善，决不可徇耳目，惟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不能一味根据人们对 “善”的感性认识去曲迎附和，那样的话，所行之善就打了折扣，不是纯善。我们的内心世界不干净，影响了最后行善的效果。
阴阳之善。这种区分很好理解，“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德”。老百姓一般常说“要积阴德”，这已经深入到我民众的意识深层。但 是，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的今天，许多人做点事情，总和金钱、名誉等挂钩，即使是做慈善事业，为名图利是个普遍现象。“阳善”尚且不肯积极作为，遑论“积阴 德”的善事。殊不知，名利为“造物所忌”，冥冥之中“盛名而实不符者，多有奇祸”。有多少个因果链条的连续作用，很可能其影响力就施加在我们自己的子孙身 上：“人之无过咎而横被恶名者，子孙往往骤发，阴阳之际微矣哉”。社会现象的因果定律要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在有生之年我们没有看到一些长远的后果，切勿 轻易断然否定这种现象的存在。
是非之善。“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对“善”的判定，若从我们“俗眼观之”，恰恰与此相反，价值判断完全不 一样。因此，善恶标准，必须能够经受时空的考验，能够成为“公理”而不产生其他流弊，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善”。对“善”的认识，实际上反映了我们背后 “善”的价值标准。如果标准错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就可能洋相百出，行为失措而不以为然。为了深刻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善”，需要通过学习和修养提高我们的 价值判断能力。
偏正之善。“以善心行恶事者，正中偏也；以恶心而行善事者，偏中正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人说起“好心有时得不到好报”就属于这种情况。我们当然寄 希望于做善事能够达到“正中之正”，但现实生活是非常复杂的，有一些事情超出了人们的意想和预料，“正中偏”和“偏中正”的现象大量存在。所以，做善事需 要一个智慧的头脑，才可以尽力避免“偏”而求“正”。否则，轻则引起误会、误解，重则使善恶不分乃至颠倒致误恶果。
半满之善。“为善而心不著善，则随所成就，皆得圆满。心著于善，虽终身勤勉，止于半善而已”。作者以佛家智慧提出了一个“三轮体空”，即“以财济人，内不 见己，外不见人，中不见所施之物”，无心为善是满善，有心为善虽善亦恶。自然，从“有心”到“无心”有一个过程，也不能完全否定“有心为善”的情况。尤其 是在“善”普遍匮乏之际，“有心为善”总比“没有善行”的状况要好得多。
大小之善。这里的“大小”，根据作者下文所举之例，并不是数量的代名词，而是比重的别称。“志在天下国家，则善虽少而大；苟在一身，虽多亦小。”为善的目 标和动机，决定了善的大小。这提示我们，为善亦需扩充胸怀，放大心量。文中指出的“一念不正”即是恶堪引人注目。人们的舆论评价也好、法律惩处也好，皆指 向善恶之显行或事；对于人心之隐微处的“动念”，往往轻忽，且大多数人不以为然，认为没有造成事实，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而不加以反思。其实，善恶皆由最初的 一念引起，如果我们能从此着眼，防微杜渐，社会治理当能少付出很多代价。在内心里以正压邪，克制恶念，升起正念、善念，看似无形，实则乃个人修身、社会治 理的根本之方。
难易之善。社会生活给我们提供了各种为善的机遇。无论贫贱，皆可根据自身的条件去做善事。做善事，有难有易，“凡有财有势者，其立德皆易，易而不为，是为 自暴。贫贱作福皆难，难而能为，斯可贵耳”。从一般的理上讲，有财富、有地位，为善容易，常言道“公门之中好修行”、“公门好积福”，但总有些为富不仁、 为官不正者最后丧德失身——按照儒家的看法，财富、官位若能用好，就为提升人生境界创造了一个绝好的“外王”之机；但是这种机遇也有巨大的风险：“‘仕宦 而至将相，为人情之所荣’，是不知荣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荣；不善自修者，适足速其辱”。
第三篇最后例举了“随缘济众”的善行有十种，并且论述了每种善行的做法，提醒应当引人警戒之处。文中有言曰：“凡日用间，发一言，行一事，全不为自己起 念，全是为物立则，此大人天下为公之度也”。了凡提出了一个“善”的至高标准。既然是“全不为自己起念”，又为何求寿求官求子求财呢？这些看来都是无心而 得，是生命向善的“副产品”，自然而然所得。看来，我们有欲望所求，一方面要求得正当，一方面也不仅仅是以所做之善事“贿赂”和“逢迎曲和”命运，像商人 搞生意那样去索要“利润”。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却超出了这一局限性：他们恰恰不是为了自己的 利益，而是为了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利益。在中国哲人的视野中，佛学大乘的教义代表了我们传统文化“尽善”的最高教义。真正共产党人的追求与此相似并超越其义。
第四篇《谦德之效》作为四训之末，指出了改变命运的效验必自“谦德”可证。该部分用作者自己的所见所闻来说明，“彼气盈者，必非远器，纵发亦无受用”。它 提醒我们，在改变命运的征途中，一步步或许取得不小的进展，但且勿自满自骄，否则就可能造成前功尽失。另外，它预示着我们每个人改变命运是一个无止境的过 程，人生当向更高层阶不断迈进——没有终点，只有新的起点。
